“公地悲剧”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公地悲剧”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最常见的现象,本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城市“公地悲剧”问题的具体举措,如清晰产权、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等,以此提高我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二战前斯大林的“双重对外战略”

二战前斯大林对外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双重对外战略”，即“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在实践上则集中体现为二者交错进行，前者让位于后者，且在“和平共处”中由“集体安全”转向“中立自保”，结果失败。“世界革命”反映了斯大林的世界理想，“和平共处”则更多地体现了斯大林的国家主义，战略的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幻的结果，也是斯大林对外政策双重考虑的产物。“双重对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造成了许多不好的深远影响。     

关于流动党员“双重组织关系”管理新模式的探索

从2012年7月起乐山立事达实业有限公司积极探索流动党员双重组织关系管理新模式,尊重党员意愿,坚持平等相待,发挥双管效应,注重党务细节,简化转办手续,把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教育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受到流动党员的欢迎和基层党组织的欢迎。     

习得与反叛：人物命运的双重悲剧——解读《玉米》中的女性形象

青年作家毕飞宇在小说<玉米>中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特定家庭环境中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从这一形象的最终毁灭可以看出人生遭际和人生选择对悲剧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论我国“双重独立”司法体制的建构———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法官独立审判

司法权独立行使和法官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义,是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在强调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同时,也无须讳言法官的独立审判.法院和法官的“双重独立”,能有效解决司法权运行中的“行政化”,有效促进司法公正和落实司法责任并推进司法工作的职业化发展.而“双重独立”的实现,则有赖于从宪法、法律和体制、制度层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大国政治的悲剧》看“中国威胁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酿成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五个命题渗透出悲观主义的色彩,并提出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该观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议,也体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所在。在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将永远走和平之路,而非战争的制造者。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三转婆姨”是如何变为城市护工的——以“吕梁山护工”为例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和“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中国家庭对市场化的照料劳动需求日盛;一些地方政府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女性接受技能培训,成为城市照料市场中的护工。以山西省的“吕梁山护工”为例,来探究日常生活“围着锅台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的农村“三转婆姨”如何变为城市护工、城市护工的生产如何实现,以及作为持家者的农村家庭女性如何变为养家者的城市护工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妇女在转变为城市护工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借助于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力量作用于农村的个体和家庭;作为主体的农村家庭女性,在家庭生命周期变动之下,利用“性别化的年龄”形成的照料劳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对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主动担当,“三转婆姨”转变为城市护工的同时,也从持家者转变为养家者。     

政协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机制、问题及对策——基于间接群际接触理论

间接群际接触能有效减轻群体间的隔阂、消除误解、缓解冲突。政协港澳委员在内地群体和港澳群体的接触中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们在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中通过扩展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着“双重积极作用”。当前,港澳委员在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中存在基层代表缺乏、与各界交流机制不够顺畅、履职能力亟需提升等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提升政协港澳委员代表性,完善委员履职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协港澳委员能力培训,完善委员考核机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提升港澳委员影响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动。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试论“双重失灵”与农村“NGO”的作用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可以有效地弥补＂双重失灵＂,在健全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体系、有效监督与遏制腐败、构建农民公共需求表达机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赌博罪的“是”与“非”

近年来,我国的赌博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并且出现了网络赌博等新型犯罪形式。尽管我国在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刚刚修订了赌博罪,但是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繁杂的赌博犯罪问题。本文以赌博罪的罪名、网络赌博、赌博罪的共犯为视角对我国现在的赌博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防范与处置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近年来日益增加,其多源于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日益积累的隐性矛盾,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冲突。其参与者涉及面广,负面影响大,处置难。公安机关在事发前要做好信息收集、情报预警、重点人管控、纠纷调解、应急机制和舆论引导等防范工作;事发后要快速反应、及时控制现场、判明事件性质、讲究处置策略、做好事件的善后工作等,以及时、有力、有效的措施来化解危机。     

我国警察角色的“是”与“应当”

关于警察角色是打击犯罪还是服务的争论所讨论的并不是警察角色的本质．只是这种本质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来说警察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于管理阶层，功能在于管理社会秩序。当然对本质表现形式的分析和对本质的分析一样有重要意义，对警务改革和警察机构的建设，社会防控体系的构建都有着比警察本质更直接的指导意义。通过对警察角色表现形式的“是”与“应当”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直接推导出警务改革的方向。     

评陈独秀与“左”倾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在20世纪30年代,中(苏)俄之间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本来,这个事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反苏亲西方帝国主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挑起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策略上应该揭穿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但是当时的“左”倾中央却从“国际革命”的立场出发,提出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口号;相反,陈独秀则清醒地看到了“中东路事件”背后的企图,根据形势提出了恰当的口号。结果,引起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对“三个慎用”理解与运用的实证分析

"三个慎用"是指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必须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与慎用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必须准确把握"三个慎用"的内涵,并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好社会稳定.     

由“蝴蝶效应”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难点。当前,行政信息时而阻塞失灵、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实现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内部矛盾积少成多。由蝴蝶效应看,内部矛盾容易通过群体与个体间的相似性连锁并放大,最终形成危害巨大的群体性事件。本文透过蝴蝶效应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起因、发展过程及有效的预警与处置方式。     

基于“5-CM”理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比较研究——以“非典”与“H7N9”事件为对象

非典事件与H7N9事件这两起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曾先后对中国政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构成挑战。以中国各级政府为主导的政府应急管理系统对两起事件的回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既见证了中国政府在应急管理工作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应急管理工作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本文基于荷兰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提出的5-CM理论,对上述两例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进行系统比较,以期为进一步落实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推动应急管理工作的常态化提供有益借鉴。     

“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

自从斯诺登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以"棱镜"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秘密监控行为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监控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并道歉。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树立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形象,挽回由于斯诺登泄密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情报部门的监控阴影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美国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斯诺登事件"促使更多国家支持互联网主权化,网络地缘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     

社会“极端事件”的根源与化解——以回答网民提问为形式

＂极端事件＂是指暴力和侵犯性到了极端程度的事件,是各种冲突事件中涉及暴力攻击或侵犯法律最为典型的事件,是超越了社会的底线价值的反常态的暴力事件。暴力的使用是极端事件的最主要的特征。＂极端事件＂的主角可能是个体、群体、政府。＂极端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十个不＂：即不让步,不让利,不放权,不透明,不守则,不及时,不换位,不认错,不对话,不变通。改变这＂十个不＂,＂极端事件＂就可能化解。＂极端事件＂也有其正向功能,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于民情、民意、民怨会产生直接影响,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避免鼓励一些负向情绪,引发＂极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