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基层社会的粮食管理——以冀北一个村庄为个案

在“以粮为纲”年代,粮食管理可谓村庄管理的重中之重。国家粮政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力约束着生产大队粮食的收支流转;村庄在遵章管理的同时,也存在“小账粮”“户换粮”的不间断运作、“大队粮”的灵活调剂。这些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立体鲜活的粮食管理情境,体现了国家粮政末端的运行实况。通过梳理还原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粮食管理脉络,可弥补现有基层粮政研究中的某些不足,还可对“工占农利”作出有别以往的计算和分析。     

“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以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妇女解放的目标,亟需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但由于忽视了男女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异和没有倡导男子分担家务劳动,造成了"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使妇女在"男女都一样"和"男女不一样"的尴尬境地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挣扎。中共及时调整了妇女政策,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回归。     

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变迁轨迹与建构路径

作为补构公共能量场理论缺失的公共话语场在解释我国乡村治理问题时更具说服力。情景、权力和秩序构成了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其中,情景逻辑在于对抗性空间的营造,权力逻辑重视基础性权力建设,秩序逻辑强调理性化有序博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梳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虚置、真空和失范分别是帝制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的具体表征,而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和底层村民的"政治冷漠"是乡村公共话语场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基于此,应以乡村治理模式选择为切入点,在系统分析乡村柔性治理模式与乡村公共话语场耦合性的前提下,通过柔性治理结构的重塑,为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建构提供学理支持。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中央对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本文总结了成都市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与启示,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和趋势,阐述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与挑战,提出了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七条对策措施。     

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双向透视

我国村级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法理上说,这一模式可以充分满足广大村民的诉求,但是我国部分地区在实践层面上的村级治理由乡村精英的话语主导,没有很好地满足村民诉求。从价值追求与利益驱动的逻辑向度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进行溯源后,精英话语主导村级治理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客观性,但是基于其自身的局限,具有向村民自治过渡和转化的必然。精英治理因其优劣并存而与村民自治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的融合过程即为张力的调适过程,最终将实现彻底的村民自治。     

以社区为重心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在社会改革进程中，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农村社区逐渐淡化和解体，农村社区发生的重要变迁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流失。在现实情况下，以社区为重心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传承与发展丰富的地方文化体系，对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对于公共文化生活的回归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以社区为着力点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十分必要的思路。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党管报刊”话语体系的历史源流与时代价值

一百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主要任务的变化,“党管报刊”话语体系作为党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在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中逐步走向完善。新时代,党的报刊宣传工作面临着全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从理论之基、历史之源和现实之需等方面来梳理中共百年“党管报刊”话语体系的沿革,审视中共在革命、建设、改革时代“党管报刊”话语体系的建设经验得失,进而诠释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党管报刊”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经济振兴路径探寻 ——以绥芬河市阜宁镇为例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行业间差别的必然存在与必然消亡的内在规律.当前的生产分工形式只有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进一步释放生产活力和动能,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要全面确立乡村振兴战略,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只有通过乡村经济振兴,形成城乡命运共同体新模式,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论文以特色小镇——绥芬河市阜宁镇的产业发展结构为例,探究进一步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的可行性措施.     

试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地方政府作为--以福建"营前模范农村"为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机构众多,实验区遍及许多省,情况复杂,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由政府和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为主导的实验区走的是一条由上而下,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村的道路.福建"营前模范农村"属于这种类型,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有着明显的地方政府行为的特征,具有典型范例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以石家庄市深泽县为例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近年来,石家庄市深泽县围绕“小而强、小而富、小而美”发展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着力构建深泽全域乡村振兴发展布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初步探索出一条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具有深泽特色的路子。     

后脱贫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的乡村振兴使命、问题与对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成为持续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后脱贫时代作为研究背景,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研究核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研究的思路指引,针对后脱贫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突出问题,探索解决后脱贫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方法,以提高农村党建水平和治理水平,确保共同富裕目标如期实现。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以江苏启东市为例

村干部是乡村振兴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村干部队伍的素质、水平和执行力,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近几年启东市的具体实践来看,该市村干部在优化队伍结构、提高致富能力、提升工作满意度方面都作了有益探索。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启东的实施,应当着重做好四方面工作:健全选拔任用机制,选好配强村级班子;提高学习培训实效,提升农村工作能力;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增强干事创业动力;加强监督考核机制,树立为民清廉形象。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经验借鉴与优化策略——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建设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仍存在以下问题：强调为“我”所用多而关注被“他”所知少,被动防守式澄清多而抢占先机式引领少,核心话语阐释多而支持性话语跟进少。突破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困局,应充分传承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话语以强大的国力为保障,以系统完备的话语框架为主体,以友好和平的交往实践为基础,以接收使者和译经述典为手段,成功走向了周边各国并取得广泛认同,给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据此,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运用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丰富话语内容、发挥传统文化的粘合功能融通话语表达、汲取传统文化传播经验增强话语传播实效。     

乡村旅游发展用地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旅游发展在解决农民增收、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推进多功能农业及非农产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推进生态建设和保护以及乡村文明建设等方面,将发挥极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解决发展用地瓶颈制约问题,是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突破口,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思路及对策。     

内蒙古农村社会变迁：变与不变——以毡匠营村为例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制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因素确定之后．精英是推动变迁的重要因素,而在制度实施较长时间后,会出现村落变迁缓慢的现象．此时必须又有新的精英产生才能实施新的变迁过程。对此,以毡匠营村的实际情况给予诠释。     

中国共产党与乡村革命——以晋绥边区为考察对象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乡村变革的两大重要变量.革命根基牢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虽受日本侵略破坏,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政策是其乡村变革的主要原因,亦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外在动力.党在乡村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其影响巨大.然乡村之变化并非按党的政策合理演进,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