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但对组织他人乞讨违法行为与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衔接,对因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而受到两次行政处罚的,应否以犯罪论等问题尚未明确.本文认为将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应置于261条的规定之后单列条文加以规制.     

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犯罪的罪名应确定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是本罪犯罪构成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本罪与他罪发生关联时应按照罪数理论进行认定和处理。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中的“组织”，只要求将一定的人加以安排而使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即可．不需要对象达到3人以上．对自己的亲属等人加以组织也可以按照该罪处理。在评定某人是否这里所说的“残疾人”的时候，应参照《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进行判断。该罪的暴力要求是针对特定人的身体实施的伤害、殴打等危害特定人的人身安全．但不是故意重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行为。这里的胁迫的内容为对方本人或者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或财产将受到侵害。乞讨，是指向他人乞求、讨要一定财产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形式多样。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刍议

残疾人乞讨和儿童乞讨在当今都市随处可见，其中有的是因生活困难迫于行乞，也不乏有许多残疾人和儿童被不法分子强迫行乞。鉴于强迫残疾人、儿童在当今社会发生的严重态势，本文就此罪名的相关争议进行了讨论。     

试论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罪

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罪”的罪名。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其犯罪主体只能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广东省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全国受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影响最早和最严重的地区，鉴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必须完善对该犯罪行为的立法，加强打击的准确性和力度。     

组织乞讨罪初论

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中规定了"组织乞讨罪"这一罪名。即"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正案(六)对组织乞讨罪的这一规定,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乞讨一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之检讨——兼论乞讨罪的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罪名应当是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该罪的犯罪客体是残疾人、儿童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社会管理秩序;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同时实施了手段行为——"暴力、胁迫"——和目的行为——"组织";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从立法的角度分析存在重大缺陷,完善方案是在我国刑法中设立常习乞讨罪与组织、强迫、诱骗乞讨罪。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若干问题研究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自设立以来,围绕其犯罪构成以及与其他信用卡犯罪的区分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实践中也遇到不少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问题。伪造的信用卡不仅仅是指外观上的伪造,更侧重指信用卡信息的伪造。不应把仅仅提供虚假资信等身份证明以外资料的行为,也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为避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混乱,应在刑法中增加单位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主体为宜,对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仅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追究单位本身的责任,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诈骗、捡拾的信用卡是否构成犯罪,法律并未规定,但从法益保护角度分析这些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理应加以惩处。行为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由于持卡人是不真实的,对这种骗领的信用卡加以使用,遭受财产损失的是银行,危害的是金融秩序和银行资金安全,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应以盗窃罪论处。     

京城首例组织残疾人乞讨案办案札记

2011年1月13日，星期四。我踏人法庭，和以往不同的是，还未及落座，便被各路媒体包围。 “请问林检察官，被告人是如何组织这些残疾人进行乞讨的？” “请问，4名被告人是什么关系？” “请问本案有什么样的意义？”     

也论组织乞讨罪

设立组织乞讨罪一方面考虑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未成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与有关规定相衔接.该罪的犯罪客体是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意志自由,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为手段组织乞讨,主观方面是故意,而且不需具备牟利的目的.本罪的设立并不一定能有效地实现保护残疾人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目的.     

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的影响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信息网络与知识产权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衍生品。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必须正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在犯罪目的模式、犯罪对象范围、客观行为模式、危害后果判断标准等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并适时完善相关刑法立法,强化司法规制。     

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实际办案中反映出来了在主观故意、犯罪数额、打击面大小、被害人工作和追赃等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一,创新性地运用刑法基础理论,解决实体问题,其中"用间接故意理论创新解决主观方面的确定"、"对‘自愿被害人'坚决予以打击"的主张堪称本文的亮点;第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其中"对犯罪总额,可采取‘就低原则'与‘优势证据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则是作者的创新主张;第三,追求多个效果相统一,合理确定打击面.     

职务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职务犯罪案件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该类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不同特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适用条件缺乏统一标准;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相脱节;强制措施的期限存在一定的漏洞等问题。应在立法上对相关未完善的问题予以明确,改变不合理的规定,同时为使强制措施的使用在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中发挥最大的功效,应对相关的侦查手段予以完善。     

信用证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信用证在金融、商业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本文从信用证诈骗罪的特证、表现形式出发,认定信用证诈骗罪,并重点阐述了信用证诈骗罪的刑罪适用及适用中注意的问题。     

金融诈骗罪在立法上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金融诈骗罪的研究日趋广泛和深入。本文基于刑法原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分析我国金融诈骗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五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引入中国历程考

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但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上,罪刑法定原则的引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罪刑法定的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思想流入中国,直到将"罪刑法定"一词作为对西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概称,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     

惩治、防范恐怖主义犯罪的反思与应对

国际社会打击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存在诸多问题:法律理念和法律规范的差异、狭隘的主权和民族利益观的影响、文化冲突的催化、超国家机构的作用有待完善、国内立法存在缺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应对:逐步淡化主权意识;加强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减少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文化原因;尽快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四荒”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其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决定了法律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其功能不同,法律适用也不同,因此,在案件的处理上,裁判思路也必然有所不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不同于其它普通民事合同,体现了强度远远超越普通民事合同的国家干预色彩。将其置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平台,用经典合同法理论予以考量至少是不完全准确和适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民法保护涉及违约请求权、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不同的请求权对当事人利益保护不同,要正确选择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