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形式谬误理论初探

非形式谬误与形式谬误相对,它并不出现在论证的逻辑形式结构中,而是通过各种其他途径所犯的谬误,通过分析它的内容及其语境可以将其识别出来。一般把非形式谬误分为歧义谬误、相关谬误和论据不足谬误三大类型。本文初步探讨了非形式谬误的类型、根源和实质,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正确思维能力以及识别、避免谬误和驳斥诡辩有所帮助。     

论歧义与谬误形成的原因

语言思维违反逻辑是形成歧义、谬误的本质原因。语言思维违反了逻辑规律和逻辑思维规则,就会形成歧义或谬误。只有多学点逻辑知识,才能克服其产生。     

论先秦墨家的譬式推理

譬是先秦一种常用的推论方式和＂辩说＂工具。在墨家特别是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中,譬式推理表现出鲜明的特色。本文从譬的实质及其规则、譬的类型与运用、譬的谬误解析以及譬的功效与局限性等方面,对譬及譬式推理作了概括和分析。     

论宋銒、尹文与墨家学派的关系——宋、尹非属墨家说

学界对宋銒、尹文与墨家学派的关系的看法存在分歧。综合观之,宋銒、尹文"华山之冠"的装束与墨家学派所尚衣冠风格明显不符,亦同墨子"言不在服"的主张相悖。在学派归类色彩更强的《庄子·天下》篇中,宋尹学派、墨家分属两列。传世《尹文子》更是对墨家批评严厉,称其为不善之人,认为墨学脱离大道。所以,宋銒、尹文并不属于墨家成员。宋、尹二人因与墨子主张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被误归于墨学团体。     

墨家科学技术成就的特征

墨家兼具工匠与学者相结合、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双重属性,是当时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墨家的科技成就相当杰出,但后来却长期湮没无闻,除了社会历史原因,这种遭遇也和墨家及其科技成就自身的特征密切相关。墨家的科技成就大都来自对直接经验的总结,是为施展该学派的政治抱负服务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墨家的逻辑学是在同儒家、名家的论辩中形成的,和认识论、方法论关系密切,但并没有和科技成就有机结合在一起。墨家的科技成就对该学派的成员和组织形式具有强烈依附性。上述特征决定它们必然伴随着墨家的衰落而湮没无闻,难以被后人发扬光大。     

科斯命题的谬误

科斯命题的谬误分为逻辑谬误和经验谬误,学术界对科斯命题的谬误的争论经常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造成了很多混乱。自由交换版科斯命题、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和完全竞争版科斯命题是否是同义反复或者逻辑谬误在于“交易成本”、“自由交换”和“效率”的定义,实际上属于是否逻辑谬误的问题。科斯对经验世界的判断“通常”、“往往”似乎成立,但仔细分析,科斯的判断是错误的。     

关于蔡元培一个墨家结论的解读

作为我国20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中国最早留学西方接受系统哲学教育的学者之一，他在哲学方面的见解和成就很值得研究，特别是他把墨家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二者相通的观点，应该说这一结论的提出与其本身的经历和墨家理论、基督教理论的内涵密切相关，而这一结论也对我们重新审视墨家极富有启示意义。     

论墨家的"节用"思想与节约型社会之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目标。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奢侈浪费、互相攀比、腐败淫乐的现象,吸取墨家的文化精髓,运用墨家的节用思想(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来构建社会主义节约型社会,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批判

摩尔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利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根据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然主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根据事实与价值的联系,用"自然事物及性质"以及"形而上学的实在及性质"给"善性质"下定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摩尔的元伦理学所强调的只是传统伦理学的形式方面,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起真正合理的关于"善性质"的定义。     

梁启超不同阶段墨家逻辑比较研究

梁启超用西学方法来注墨、研墨,使墨学研究方法开始向近代转化。在早期的《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主要是用西方论著的框架对墨家逻辑进行比附研究,使墨家逻辑层次分明且自成系统。而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学术方法皆取的注书方式则代表了梁启超后期治墨方法的重要变化。     

试论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第三值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和考察后认为,真理与谬误同属于认识的范畴,而认识又可以区分为两种形态,即认识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叫假说,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叫真理或谬误。而进一步分析研究假说发现,假说又可以分为个别假说和一般假说。得出的结论是,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存在着第三值,这个第三值又存在于一般假说之中。     

功利主义与墨家之“利”概念比较研究

功利主义是近代西方社会最主要的伦理思想流派之一。其对“利”的强调正好与我国春秋时期的墨家思想颇为相似,很多学者因此将二者视为同一种理论。然而它们对于“利”概念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在关于“利”的判断依据、“利”的内涵、公利与私利的选择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功利主义与墨家强调“公利”的主张,在现代这种只重视自身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台独”主张的国际法谬误——分析与批评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台独”主张却成为中国和平统一的严重障碍。本文分析了“台独”主张的各项基本论点,并从客观的国际法立场分别加以解析和批评。     

“台湾前途公投”论的二大谬误

陈水扁抛出两岸“一边一国”的讲话,落脚之语为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自决,“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陈在受到各方批驳后,又多次振     

墨家的“节用”观与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节俭的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墨子》对“节用”价值观和“利民”价值标准作了系统论述,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又是新中国“勤俭建国”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     

侦查思维中的分析定义法、划分法及其非形式谬误

在侦查思维中,为了便于推理和论证,必须对相关的概念进行明确。由于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的意义,因此,明确概念就要理所当然地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分析定义法;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划分法。作为明确概念的两种主要方法,分析定义法和划分法既有不同之处,也具有内在的相互关系,而且在运用时都需要遵守相应的逻辑规则,同时避免因违反这些规则而导致的非形式谬误。     

谬误是什么--从传统逻辑到非形式逻辑

传统逻辑将谬误理解为“对逻辑规则的违反”, 这个界定是从狭义论证的角度考虑, 其自身存在一定的问题。而非形式逻辑则对论证予以广义理解, 在此基础上, 从论辩的角度讨论谬误, 谬误从而被视为是“对交际规则的违反”。这种对谬误理解的转变一方面是谬误理论自身的发展, 同时对我们从全新的视角认识逻辑本身给予了极大的启示。     

民进党“核心思维”的谬误

苏贞昌于6月上旬赴美国访问前,谈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时称,民进党的政策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早已独立,现在最重要的是建设国家,不是走回头路搞台独”,“台湾不必再喊台独,要往前走”。在7月4日举行的“华山会议”第一次会议中,苏贞昌再称“‘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的核心思维,民进党的‘对中政策’必须要和国民党有所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