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抗争中的地方政府管理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维权抗争趋于对抗性和激烈化的表现和结果。维权抗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冲突的性质和主要特点。对当前的维权抗争需要及时回应并有效治理。在应对维权抗争时,地方政府暴露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抗争者对地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压力型体制以及社会组织在抗争中的缺位。地方政府必须创新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论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以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为重点

随着信息化高速发展,短信政治时代已经来临.当前,在公民使用短信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回应意识缺位、回应主动性不够和回应渠道落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延误了现代政府参与式治理方式的构建.因此,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短信政治时代的政府回应力重塑:提高政府短信政治责任意识,政府回应由被动趋于主动;建立公众互动短信平台机制,政府回应由单向化趋向多向化;加强短信传播的管理和监控,政府回应由抵制转向引导.     

农民以法抗争的组织特点

在当前的维权活动中,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抗争精英的维权活动具有明确的组织性.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     

回应性、公信力与政府过程:政府舆情公关的理论图景

良好的政府形象及政府公信力源自良好的政府回应性,政府回应性是政府部门对公众关切的态度、立场。强化作为政府回应性手段的舆情公关有助于增强政府回应性,也是塑造公开、透明、务实政府形象的有力推手。从回应性政府特质看,增强或强化政府回应性是回应性政府舆情公关的目标导向;政治整合和宣教引导是政府舆情公关开展的价值诉求;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是政府公关实践关注的焦点;公平和正义是回应性政府舆情公关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行为框架。传统舆论场向现代舆论场转型加剧了政府公信力困顿,减损了以政府公信力为内核的政府形象,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回应能力形成了更严峻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回应性层面的要求。     

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

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意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和引导直接关系着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水平。近年来政府面对网络舆情主要呈现三种回应状况:无回应型、被动回应型和主动回应型。为正确应对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舆论,政府应加强应对、及时反应、公开真相、知错必改、善于引导、果断处理及柔性处理。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

根据美国公布的档案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48年至1956年对中国问题的评估和预测,虽然始终缺少直接的情报支撑,其报告也曾表现得随意性较大,但随着这一工作的制度化,报告的起草者已渐渐从对中国较为生疏隔膜,变得越来越熟悉。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的侦察手段单一和欠缺,情报局的评估和预测未必准确,但其报告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比较客观和肯定的态度。     

官方品牌评选剥夺了消费者评价权

最近,报载某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占受访总数67.7%的人表示,如果发现领导有贪污受贿行为不会主动向检察机关揭发;35.9%的人会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社会生活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对待腐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种容忍态度至少说明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腐败行为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胞,由异态变为常态,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公民持主动参与态度与政府持积极回应态度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互动的两种主要范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完善措施主要包括: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提升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合法性;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拓宽公民参与途径,深化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机制;完善后继配套措施,巩固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成果。     

知错即改比一贯正确更可信

6月2日的《人民日报》指出：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     

网络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

网络环境给政府危机公关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部分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欠佳,对待危机事件反应迟缓、态度消极、封堵舆论、甚至暴力执法。认识不到位、行动不积极、组织不健全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改善地方政府危机公关必须强化政府危机公关意识,加强政府危机公关管理,健全政府危机公关组织,建立科学的政府危机公关制度。     

论我国网络民意的特征与政府回应

在网络社会里,网络民意正成为影响政府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由网络民意调查的测量和提取,网络民意清晰地呈现出其可回应性特征.网络民意的聚合点集中而清晰;网络民意的态度结构多呈现出一元极化态势;网络民意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网络民意逐渐从非理性向理性回归.政府应树立融合民意理念,厘清网络民意的真实诉求,提高回应网络民意的制度化水平,从而提升对网络民意的回应能力和公众的满意度.     

“台北法案”？美国又坑台湾

<正>《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1日刊登王平的文章说,美国联邦参议院10月30日通过"台北法案"。该法案据称是美国因应台湾的"断交潮"所设,主要内容大抵可概括为:其他国家不准跟台湾不好,否则将面临美国威胁。近几年,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与台湾有关的法案,2016年重申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行政驱动自治：政策执行压力下的农民反制——基于L镇调地实践的经验阐释

在基层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农村土地调整态度下,村庄调地实践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它需要依赖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村社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与规范资源等治理资源。但是村干部自身以及村社治理资源本身也是阻碍土地调整实践的因素,也即它们自身在不能处理公与私的辩证法时,就极有可能援引国家政策法规成为土地调整规范的破坏者,从而导致人地失衡与自治失序的恶性循环,部分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但是,这种诉求却有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下对其产生反制力量,从而使基层政府用行政驱动自治,助力村社内部实现人地均衡。     

国外对腐败“零容忍”的故事

腐败的容忍度问题,最近在国内成了热门话题,公众非常关注。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应该理解、允许中国存在适度腐败,或曰适度容忍腐败的论调。应该说,这一论调似是而非。其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腐败始终态度鲜明,指出"与腐败水火不容"",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这就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然而,也不必讳言,尽管态度是"零容忍",但显然还没有真正做到对官员"芝麻小事"的"无情打击"。国外特别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腐败也基本都是"零容忍",尤其是对政府高官,监督严格,处理更严厉,官员的一举一动,往往都会被"小题大做"。     

国家视角下维稳成本与收益分析

基于国家视角来分析,维稳可以产生各种收益,诸如抽象的经济收益;确保改革阶段性有序推进、改善政府回应性与增强政府合法性、创新公共决策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收益;优化公众生活环境、提高公众政治地位和利益谈判能力等社会收益。然而维稳造成的各类成本更应予以关注:斥资甚巨、基层几近无法承受的经济成本;静态维稳损坏良性社会适应与整合机制、动员式维稳破坏行政法治、压力型维稳阻断公共信息沟通机制等制度形态的成本;维稳导致更多"沉没的声音",易于造成私域的窒息。特殊化处理的维稳方式助长社会不公,暴力维稳严重削弱政府公信力等方面的社会成本。对此,必须相应就此作出若干矫治与改进的努力。     

政府公共关系与回应性的价值契合

政府回应性是伴随着西方政府治道变革而产生，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得以提升，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政府所共同认可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这也正是政府公共关系所需关注的焦点。回应性的提出，对政府认识自身的位置，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关系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环境决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和公众环境抗争的频发性,折射出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上的问题如下:地方政府在主导环境决策背后的政绩压力、决策过程排除公众的有效参与及专家决策面临风险知识的有限性及自身利益的纠缠,这就使得环境决策易偏离公共利益取向。为此,应按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改革地方政府环境决策体制:建立健全环境决策监督机制,推进依法决策;强化公众参与力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重建对专家决策的信任,增强决策科学性。     

论“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导思想的失误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野心家的有意利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入迷途。同时,以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群众为主的正义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艰难的抗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道。这一时期尽管出现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两次历史机遇,但未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正轨。通过"二月抗争"、粉碎林彪集团、"四五天安门事件"、粉碎江青集团等正面交锋,正义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曙光。     

数字平台驱动下的群众监督与政府回应——以A省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为例北大核心

技术赋能的理念推动了数字政府转型,依托数字平台的政民互动逐渐成为政治沟通与对话的主要场域。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借助结构主题模型(STM),对A省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20660条投诉举报信息及政府回应内容进行分析,系统研究数字平台对政民互动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在技术层面,数字平台依靠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信息传输以及数据处理,为群众监督的便捷性和政府回应的有效性提供了变革契机;在管理层面,以平台为枢纽的归口管理,确保了政府回应内容和方式根据不同的投诉类别进行动态调整;在制度层面,全过程监督模式与政民互动深度融合,推动且保障了群众的监督权利。通过对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的处理,为理解群众监督与政府回应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