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认同研究

中国道路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选择和开辟的以改革开放为显著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征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升华和发展。提升对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中国道路的认同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道路认同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的关键变量。因此需培育坚定的道路认同:提高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改进和完善认同客体;优化政治社会化媒介;坚持共享发展的道路理念。     

科学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和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不变初心与使命担当。在这一意义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贵在科学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重要的是在政治高度上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方向,在理论维度上准确把握内涵要求,在实践向度上以有力举措扎实推进。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警务现代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国家在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重心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警务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进程中变革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内涵、警务形式和警务职能重心等方面亦进行了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实现了与治理进程的契合。随着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警务现代化需要在警务理念、警务主体与警务方式上做出进一步的变革与完善。     

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这使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观出现分裂,在消解与捍卫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的斗争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逐渐居于下风,"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90年代开始,在突破外部环境约束的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的基础上培育了共同点直至最后实现了合流,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总之,民主化的进行不但没有强化台湾人对"国家"的认同,反而使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恢复被威权统治损害了的国家统一的价值和声誉,才是消除台湾社会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研判及其应对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正在进入高风险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带来的各领域挑战更昭示了风险的无处不在。我们需重视在新的历史方位将遇到的各种风险,要时刻防范化解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面对风险社会的考验,我们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好风险意识的研判,建立应对、防控风险的高水平平台和联动机制。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同时,又提出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新任务。本文从逻辑起点、逻辑条件、逻辑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价值重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最后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实践路径,即从微观视角看,要提高每一项党的法规制度的质量;从中观视角看,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有效、运行规范的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从宏观视角看,要实现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衔接。     

制度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公正的保驾护航,只有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体系,用法律制度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实践,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以制度公正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以实质正义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公正的价值理念渗透到各种制度建设之中,实现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相融合,推动国家治理向"法治"转型。     

以现代化为旨向识解国家治理

自《中共中央关于全而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之后,学界同仁撰写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阐释,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理性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层级的重要指标,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战略任务。现今,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社会主义认同、社会分配、社会舆情和非传统安全四个方面的挑战。文章拟从理性认识这四个主要方面的现实挑战进行论述。     

理性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层级的重要指标,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战略任务.现今,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社会主义认同、社会分配、社会舆情和非传统安全四个方面的挑战.文章拟从理性认识这四个主要方面的现实挑战进行论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深刻表明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具体部署方面,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到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克服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克服吕元礼现代化是一种革命性的进程，无论是就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言，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震荡．由于西方国家已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现代化进程就具有赶超的性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和震荡也更为激烈，并...     

国家治理现代化四点论

<正>一、难点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行程中,当代中国遇到的最难的难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因为如习近平指出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趋势和发展的方向,但社会主义从理论的提出到现实的实践进程,始终贯穿着怎样创建和治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并没有经历社会     

完善国家追偿制度推进治理现代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2015年1月7日《人民法院报》撰文《完善国家追偿制度推进治理现代化》认为,国家追偿制度的适用虽然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防止产生"负激励"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担心其负作用而将这个制度搁置不用或过于限制它的适用范围。国家追偿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则是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者联系紧密,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正确认识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认真分析全面贯彻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探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主要任务,对进一步推进统一战线制度建设、使新时代统一战线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诸多要素中,法治思维、契约意识、民主价值以及科学精神是基本要素,亦是衡量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从理论解读来看,《条例》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六个相结合"的发展理念;从实践创新来看,《条例》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思路,即以推进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现代化为基本前提、以完善高效运转的协商民主体系为关键环节、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有力举措、以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为工作主线、以推进统战方式方法的现代化为重要手段。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规范法律意识”

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规范法律意识"是先进的法治意识,其作为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规范法律意识"理念铸造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可以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所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大力弘扬和培育"规范法律意识"非常必要。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时代性、自主性、公共性、规范性、丰富性、稳定性、开放性的特征,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重新定位,阐释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贯彻国家法律与政策、针对性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纠纷、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