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民事诉讼的司法解析与规制——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施行为契机

虚假民事诉讼是法律制度正向建构、不断完善与虚假诉讼行为人反向利用、挑战秩序两造之间博弈与冲突的表现,虚假诉讼的诉权承载了行为人侵害他人权益和司法秩序的恶意,诉权的扭曲导向审判权和审判程序的功能异化.司法机关应及时通过构建虚假诉讼的释明承诺机制、发现识别机制、审查判断机制和制裁威慑机制防范和规制虚假民事诉讼.     

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定性

所谓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采用提供虚假的陈述和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获得财物或财产上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未将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学界对这种行为的刑法定性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对诉讼欺诈行为与一般的伪造证据或提供虚假陈述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作出区分,从而明确诉讼欺诈的刑法定性。同时对诉讼欺诈行为入罪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罪名的设立加以讨论。     

编造、传播关于疫情的虚假消息,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虚假诉讼行为定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财产保护机制的健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民事诉讼的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老百姓法律意识的觉醒是可喜的，但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虚假诉讼现象却日益猖獗。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法律上的某些漏洞，编造虚假事实甚至编造虚假当事人来蒙骗法院，这种现象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呈逐年增加趋势。由于现有立法存在欠缺，使得个别虚假诉讼屡屡得逞，致使被诉讼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进而引发上诉、申诉、上访等案件增多。如此多的诉讼欺诈案件，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同时，也给司法实务者们断案带来许多困难，使受害的当事人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质疑，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就业促进法》应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业促进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该法并没有规定反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这不能不说是种缺憾。因为,传统诉讼法理论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于大量不直接损害公民个体平等就业权利但造成社会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损失或有损失之虞的歧视行为,公民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资格不被承认。这样,当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时或有侵害之虞时,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反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简述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妨害司法活动罪尚未设专章规定,关于妨害司法活动的一些具体罪则分散在刑法的其它章节中。妨害司法活动这一类犯罪的共同之处在于,其行为都破坏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妨害司法运作。鉴此,近几年有学者提出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的建设,这一主张陆续得到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不少同仁的赞赏和认同,然而在法理上尚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     

论单位犯罪

单位作为一种新的犯罪主体被立法者正式写入《刑法》典，在我国可以说是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一大突破，尤其是对惩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单位犯罪，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问题

2007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的理念,并要求全国政法部门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加大力度构建和谐的司法环境。然而反观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却面临着一些尴尬困境,不论是从公众对刘涌     

试论新《刑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护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并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部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典的诞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步骤。新《刑法》的修订和实施,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新《刑法》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护。《刑法·分则》第三章,专门设立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对那些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和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诸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危害税收征管、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     

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亮点中的隐忧

界定了何为公共利益、取消了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补偿决定条款、确立了司法强制搬迁，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三大亮点，在这三个亮点背后存在公共利益内涵缺失依旧、诉讼期间是否停止执行补偿决定不明确、司法强制搬迁效果令人质疑的隐忧。为此，描述式公共利益内涵的引入、诉讼期间停止执行补偿决定的明确、司法强制搬迁的制度保障是克服《条例》亮点中隐忧的有益尝试。     

“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相关问题——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例

公共利益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首次以较明晰的方式成为司法审查的直接对象,公共利益司法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普适性规则之外,其启动情形、审查对象、判定标准等诉讼要件尚需进一步分析.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应当开启一种新思路,而在具体审查中则面临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导致的公益不力、变更判决适用范围过小、公共利益事后监督诉讼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在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后续研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判例指导制度以及司法建议制度等均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司法认定主要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包括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目前,由于《刑法》对这些特征规定得比较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认定比较困难。为此,在《刑法》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框架下,结合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准确认定,揭示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各种表现,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用虚假费用票据核销借款及相关行为的司法认定

借用公款为领导者偿还个人债务或支付个人费用后,用虚假费用票据核销借款的行为由于具有隐蔽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往往成为刑法打击的一个"死角"。对用虚假费用票据核销借款的借款人、财务主管及有关领导者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借款人用虚假费用票据核销借款构成贪污,财务主管签字核销虚假费用票据则构成滥用职权,领导者的行为则可能构成贪污或受贿或违纪。     

完善我国涉诉信访制度的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非正常信访现象的突出,涉诉信访开始成为诉讼程序的副产品,不仅损害了法院和审判人员形象,也影响了司法审判的正常秩序,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为妥善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必须运用现代权利理念、诉讼理论和程序意识来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构建符合现代诉讼模式的信访制度,从而维护我国法治建设、消除社会矛盾、促进安定团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简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正确适用法律,有效惩治犯罪,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相关法学理论,试作如下阐述:     

沉默权与供述义务的取舍——兼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在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和供述义务无法兼容。在理论上,沉默权和供述义务存在宗教与道德、人权与秩序之争,这是宽容、担当、自由、秩序等价值的争论,很难就此对两者做出取舍。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与供述义务之争围绕平衡诉讼结构、提高诉讼效率、防范刑讯逼供和侦查职业犯罪四方面展开,就此可确定权衡两者的平衡点,即侦查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审理阶段要求被告人履行供述义务。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这一取舍完全一致。     

论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以司法实践为视角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这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今后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并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绑架罪的人文思考

无论是现行《刑法》还是《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有关规定人文精神都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对现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绑架罪规定的人文不足的分析,结合对我国传统人文法律思想的分析,力图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一般伦理的绑架罪的立法修改建议,从而彰显现代刑法的人文特色。     

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角色定位

根据我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虽然均享有原告主体资格,但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其原告身份还存在着重合或缺位现象,极易引起司法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不利于诉讼合力的发挥。因此,应以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明晰行政机关的诉权来源,建议限缩行政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明确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主体角色,立法确定行政机关发起的诉前磋商程序,以提升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