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视阈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流程、挑战与应对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以偶然事件为冲突起因,以与事件无关的弱势群体为冲突主体,以政府权力部门为冲突焦点,以借机发泄为冲突心理,以狂热与反常规为进程特点的群体泄愤事件。其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剧了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极大削弱了政治认同感这一维护政治稳定最有利的力量。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必须通过推进科学发展、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社会价值认同感培养和切实加快民生建设步伐,以消除政治不稳定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     

"无直接利益冲突"对政治稳定的挑战及应对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以偶然事件为冲突起因,以与事件无关的弱势群体为冲突主体,以政府权力部门为冲突焦点,以借机发泄为冲突心理,以狂热与反常规为进程特点的群体事件.其最大危险是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直接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剧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极大削弱了政治认同感这一维护政治稳定最有力的因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需要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消除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消除政治不稳定的政治根源;强化社会价值认同感的培养,消除政治不稳定的文化根源;切实加快民生政府建设步伐,消除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     

“环境冲突”的理论省察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可以归结为"环境冲突"。本文遵循从偶然到必然、从前因到后果、从可能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对"环境冲突"的频次、成因、风险以及本质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归纳。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的频发具有必然性。同时研究得出,环境冲突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潜存的风险具有从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紧迫性,环境冲突凸显了环境正义的偏离。     

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

关于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从三个方面概括,具体表现为九大特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本身看,他们多与冲突事件本身无关,多属于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较少的弱势群体,而且他们或多或少具有了“类意识”;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性质上看,它首先是一种利益冲突,其次表现为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且具有利益集团冲突的性质: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发展态势上看,它具有损害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趋势,具有“升级换代”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且呈现出泛化的态势。     

“站在鸡蛋一边”

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作者从社会冲突的基本理论出发，全面地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基本类型，特别是重点研究了雏权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的基本特征及社会风险，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化解社会冲突的政策性建议。     

新时期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思维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频发时期。正确看待新时期的社会冲突是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前提。解决社会冲突应从促进社会公平、增强干部的责任心、培养政府高度智慧的冲突处理技巧、提升公民参政议政水平、稳定基层政权、为民众提供权威的司法救济渠道等多方面着手。     

环境问题与政府责任——基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发展、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政治冲突、威胁国家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必须扮演主导性角色。因此,政府要制定符合公众诉求的环境公共物品的质量标准,加大科技环保投入,建立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和保障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促使社会环境与政治发展互利共赢。     

防范农村社会冲突的策略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然而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地方政府要从农民增收、保护土地权益、增加财政补贴、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等方面着力,有效防范农村社会冲突。     

城市环境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

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维层面的诱发因素，直接导致在目前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环境全共事件的频发。通过更新地方政府城市治理理念，转变城市治理方式和全面提升地方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等具体治理策略的落实，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相关领域冲突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发展提供创新思路。     

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及其规制——基于西北地区环境实践的研究

随着工业化步伐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在对多民族、宗教的西北地区大开发的同时,伴随着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冲突也不断发生。这些冲突给国家财产、群众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危害社会和谐与安定。本文通过分析西北地区的特殊环境背景即多民族地区及各民族的特殊信仰、宗教的认同感等,结合具体数据分析以及民族宗教在本地的特殊性作用,总结了西北地区由于环境污染而引发社会冲突的特征,并着重分析了造成西北环境冲突的原因：政经一体化、利益的分配不均、抗争意识和宗教认同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最后给出了如何解决的几点对策,地方政府在政府设置上强调社会参与,健全预警机制和法律制度,最主要的是要注重非国家治理主题的力量及公共参与机制和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等。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处置行动逻辑研究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处置的传统逻辑是对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占领道德高地而忽视决策的形成,在规避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政治稳定。这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预设:民族摩擦、矛盾等同于民族冲突;事件发生影响政治稳定;政府权威不容质疑;处置行动需要集中统一领导。为恰当处置此类事件,处置部门必须正确区分矛盾性质,认识到民族矛盾与摩擦是最终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过渡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多元治理,并建立分权式的扁平化应急处置模式。     

从政治主义视角解析危机事件中政府的应急处置

危机事件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合法性的破坏。政治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在危机处置中,可以通过控制认识,减少冲突,控制情感,去合法化并再合法化和机会开发等五个方面进行政治重建。     

关于在强化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外化表现,具有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预防出发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社会价值意义远胜于处置的效果。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针对政府及政府部门,因此从平衡社会心态、缓和公众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创新社会管理,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调整行政运行机制,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对群体性事件的过...     

冲突事件中的警察角色——以社会敌意研究为视角

敌意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不是对事件作政治上的定性,只是指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将“社会敌意”这一概念作为观察警察与冲突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敌意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发生机制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对警察干预冲突事件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敌意是双向度的,可以对冲突的双方造成负面影响和侵犯后果。在冲突干预过程中,警察的角色扮演与社会敌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对社会敌意发生过程中的诸种特性的认识是正确应对冲突事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尚塔尔·墨菲宽容哲学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在现代政治宽容理论谱系中,尚塔尔·墨菲宽容哲学是一项稀缺性的理论资源.她通过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事件的审视,将当代国际社会体系和结构中存在的国家、社会、民族、种族等不同领域冲突问题,置放在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哲学挑战的大背景下,把“竞争性的政治宽容”指认为现代社会多元竞争这一基本事实的必然理论诉求.尚塔尔·墨菲的宽容哲学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话语下的“超越对抗”的宽容模式,以竞争和认同为核心,在肯定冲突、对抗、差异等事物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提出“把要予以消灭的敌人转换为值得尊敬的对手,将对抗转化为竞争”的政治宽容模式,这为破解当代国际社会的多项冲突危局提供了一项创新思维.     

公众环境参与的结构性困境及化解路径——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

理性、有序的公众参与,既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也关系着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公众环境参与仍存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极大落差。各种形式的环境冲突事件,表明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极端重要性,也展现了公众在环境参与中面临着的知识、利益和交往等维度的限制和困境,亟待完善。作为一种以民主为资源的治理形式,协商民主具有化解这些困境的理论规范和实践资源,其核心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协商民主。为此,要构建广泛、多层的环境协商平台、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协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和培育环境社会组织及构建环境协商结果的反馈机制,促进公众环境参与的完善。     

社会变迁中的我国群体性事件状况与国家治理研究

随着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加,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客观描述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趋势和特征,并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研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企业改制等变迁因素相伴生的新型劳资冲突、征地拆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代城市管理、环境污染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强组织与弱机制,政府角色定位"中立性",利益诉求的复杂化与对策的准确性,以及"堵"和"疏"所带来的群体行为外显方式的差异等,剖析国家治理方式与效果,建议将群体性行为或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轨道,疏通群体行为表达路径,辨析复杂利益诉求的真伪,增强解决社会冲突的针对性,构建长治久安并具张力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