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GATT/WTO体制下的“非违约之诉”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1947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非违约之诉"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T1947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有较大的进步,但是在"非违约之诉"这一点上,《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制与程序的谅解》(即DSU)并没有解决GATT1947中"非违约之诉"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中关于"非违约之诉"中的某些问题仍存有争议。     

WTO劳工权益保护刍议

贸易与劳工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曾引发1952年GATT“劳工标准”问题讨论和1996年WTO“社会条款”之争,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质的差异。鉴于WTO对保护劳工权益要求的态度以及贸易的需要,从WTO现有协议中衍生出了“劳动力倾销”,但与保护劳工权益有关的贸易争端的解决又成了新的难题。     

中国人眼中“福”与“富”的标准

“福”是由“一”、“口”、“衣”和“田”构成。也就是说,老百姓心目中美满生活的基本标准：“一家人”,要“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只有具备了“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这三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算得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抓基层”“打基础”相关敏感问题研究

在推进“三基”工程建设中,基层困惑最大的是“抓基层”“打基础”。上级怎样按基层的需要“抓基层”,使其与“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相得益彰;“打基础”怎么打,其范围和标准到底怎样?诸如等等的问题不解决,基层基础工作就难以有作为。从调查看,其实,基层对上级“抓基层”的要求并不多,不过是希望上级能按照公安部的总体部署尽好该尽的如“警力下沉,保障有力”等职而已。当前“打基础”最关键的是明确基础范围和标准,做到“基础信息化,信息基础化”。     

“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 ,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 ,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两个“标准” ,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一致 ,两者互相联系 ,互为条件 ,互为因果 ,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 ,要联系学习“三个有利于”标准 ,只有这样 ,才能更深刻领会和把握以及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     

“社区”的维度与限度

当今“社区”（“共同体”）概念在我国长驱直入,大有替代我国传统的诸如村庄、乡社、邻里、街坊、城邑之趋势。任何一种人群“共同体”单位形制,都是经历长时段形成的,并被赋予特定、特别的内涵。厘清这些“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认识大有裨益。“社区”是一个近代舶来概念,有其维度与限度,不可完全替代和超越我国传统的概念。     

假善意 真“台独”——评陈水扁的“5.20就职演说”

陈水扁声称要达到“让国人满意,美国肯定,国际激赏,最重要的是让大陆找不到藉口”等“四条标准”的“就职演说”,终于在他被大雨“淋了一脸及一身湿”的情况下,在距就职会场不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处数万群众举行的“没有真相就没有‘总统’”集会的抗议声中出台了。这一题为“为台湾永续奠基”的“就职演说”,长达5000 余字,涉及内容颇多,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建议”。只是透过字里行间,“善意牌”后面还是不变的“台独心”,隐藏在“四条标准”后面的,仍是欺骗民意、对抗祖国大陆、煽动“台独”的“四条标准”。     

浅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代”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以“代”而论,有其特定的背景,并因此而产生一定的局限。基于对邓小平“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概念的科学理解,基于现代政党制度的通例,以及基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明确规定,本文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已基本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要还应以“届”论。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法庭之友”陈述可接受性问题初探

“法庭之友”这一古老的制度运用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WTO法律对“法庭之友”陈述缺乏明确规定,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又趋向接受这种信息材料。本文主要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个程序来分析“法庭之友”陈述的可接受性问题。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一部分人往往片面地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解为狭隘的经济标准 ,因而在实践中注重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全面进步。本文认为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简单的经济标准 ,而是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的标准 ;并且 ,它的每个逻辑单元的内涵还直接决定了它作为一个整体标准也必然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评价标准。当前 ,为了更好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应该在反腐倡廉、民主建设、依法治国、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加快步伐 ,加大力度。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五礼”

中国古代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也是祖先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份遗产。“礼”和“仪”,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既是人际之间相互交往的准则,又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观念。“仪”则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礼”和“仪”是相互关联的,“礼”是“仪”的标准,     

“民主”概念辨析

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民主”概念作一辨析,弄清政治学中“民主”概念的确切涵义,首先要确定“民”和“主”各自的涵义。民的涵义,准确地说,有居民(住民)、公民(具有某国国籍,在宪法和法律上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有的国家称国民)、选民三个层次。人们通常把这三个层次的民笼统     

实践“三个代表”做“学习型”干部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中央决策,一定要和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中央精神体现在扎扎实实地打开工作局面上,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把各项工作做好。”从江泽民同志的几次讲话中,我深刻体会到:努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推进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争做“学习型”干部,这样,才能忠诚实践“三个代表”,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推进我     

说说“合情”与“合理”

生活并没有那么复杂，一些简单的口语往往就充满了深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合情合理”，细细琢磨一下，要做到并不简单，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能做到既合情又合理，可谓是一个朴素的高境界。说它朴素，是因为情与理的评判标准大都在于人的感性经验，要做出“合”或“不合”的判断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     

“现代化”与“现代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复合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型话语,要兼顾文明的“属性分析”与“话语分析”两大面向,特别是话语分析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意义,体现在其对于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现代学术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话语相结合,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供给提供较为厚重的规范性内容。     

“潜规则”与“歪规则”

只要这些“潜规则”与“歪规则”还存在,就将不断地制造冤错案,将一个又一个公民推向被迫与国家诉争的边缘。     

解“三难”为“村官”

近期．浙江省绍兴县委组织部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存在异地环境融入难、岗位作用发挥难、农村工作安心难等问题。要解决“三难”问题，着重要解决好三大问题。     

继承与发展: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理论体系上的一脉相承,而且还表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