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关系对警察事权划分之差异性影响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贯穿于国家发展全局始终,其核心问题在于事权的分配。警察事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事权,应当将其置于国家结构形式、央地关系发展的整体历史语境和法律框架之下进行考量。在当前深化公安体制改革和《人民警察法》修改的背景下,应立足本国实际,在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警察事权法治化、规范化,深入推进一体作战的警察事权的划分改革,加快推进大部门大警种改革,有效解决不同层级公安机关之间事权同质化的问题。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央地权力配置之思辨

文章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切入,梳理行政性分权与市场性分权二者不同的进路模式,摒弃历次教条化的分权改革思路,尝试性地挖掘治理的理念与逻辑,通过赋权于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构建一种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协同共治的新型权力配置结构,为优化我国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提出一些建议。     

论央地法律关系中的宪法主体及其利益博弈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分税制、地方公债与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化改革——基于立宪主义的视角

关于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近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如果认真分析建立在1994年分税制基础之上的央地财政分权所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破解地方债务黑洞的最为根本且亟须的策略并非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是要依据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在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允许地方发行公债，不但不利于地方债务的化解，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我国高等教育事权的演变、经验与启示——央地关系视角

高等教育事权关乎高等教育领域的央地关系,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权围绕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探索调整,从高度集中统一于中央逐步发展到分级管理、以省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权不断扩大,事权的法治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事权七十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省级教育统筹,全面推进依法治教,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现代财政制度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长期的制度实践下,中国财政制度存在着政府事权边界不清、央地配比失衡、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互脱离以及政府权责不统一等问题。根据财税改革基本要求,需对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进一步规范,并明晰央地财政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自治权,明晰事权范围,在明确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基础上强化权责统一性。     

央地关系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结构、过程与机制

中国之治的深圳样本是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典范。在央地关系的国家叙事中,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深圳样本的激励机制,本文则关注深圳样本的约束机制,即在不完全委托代理央地关系结构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问题。基于文本资料研究发现,为获得试点政策在广东省范围内的快速推广复制以及收获深圳样本的溢出效应,广东省积极支持和保护深圳的改革发展,在中央与深圳市之间发挥了重要的风险缓冲作用。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互惠机制作用下形成的风险缓冲,为深圳样本创造了良好的改革和发展空间。风险缓冲的解释弥补了单方面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从而使得对深圳样本的解释更加完整,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理论。     

央地关系视角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及其功能定位——兼论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饱受学界诟病,论者或从备案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模式等视角提出解释.然而上述制度主义的解释视角,忽视了制度所处的动态变迁的央地关系影响和塑造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事实.实际上,从央地关系这一语境化的视角出发,基于集权-放权模式考察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生成史与演进...     

发展中国家分权化治理的进程、框架及际遇考察——从分权化改革到分权化治理

20世纪7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分权化改革运动,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分权化治理模式。本文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推进分权化改革的动因和方略的基础上,梳理了分权化治理的概念框架及目标,最后对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模式创新的际遇中发展和完善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总结我国政党制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历史经验，对于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考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超大空间的有效治理:地方自治导向的分权?——论我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变革

分权和自治是不同的范畴,在纵向的府际关系中,只有分权而没有自治难以防止暴政和低效.中央集权并不排斥地方自治.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整齐划一、至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难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宪法的框架内,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构筑立基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

虽然主权概念将继续长期存在,但是主权的意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终极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权力,而只是政府或人民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行使的具体权力之总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主权也具备不同的结构和特征,但是一旦进入具体制度领域,主权概念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单一制国家的主权原子可以和联邦制国家具有同样复杂的结构,甚至可以比联邦制国家更分裂。关于主权理论的探讨表明,主权在当代基本上只是表征国家核心权力的一种方便的称呼。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日益衰微、新型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主权概念的实际意义必然不断下降。与其在理论上纠缠不清,不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分配。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必须谨慎考察和处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实践表明,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究竟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更能促进地方自治,目前并无定论。只有告别传统主权的概念范式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启一个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以来，我国农村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关系（主要是城乡关系）三个层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中国改革看农村，农村改革看山东。山东省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是政策稳健，连续性强；嫁接结合，善于创新；落实扎实．重视县城等等。在山东农村改革中，农业良种工程、农业产业化、农业国际化和注重县域经济四大亮点是举国公认，最令人信服的。30年改革成绩巨大，但也存在人多地少、效益递减和农民在激发农业发展新动力中诱发农业发展新矛盾等隐优。为更好地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以农民增收为目标，面向农村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提高农业效益为目标。引导加快土地流转；以选好配好基层领导班子为目标，引导和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等，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试析改革开放30年行政决策的分散化趋势——以行政分权下的中国政府决策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所进行的政府分权改革，对我国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政府纵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下移”，而政府横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不同分配。由于政府分权扩大了行政决策主体的范围，形成了行政决策主体的社会化趋势，这种决策的分散化使得政府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作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行政决策分散化符合现代行政决策的发展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回顾30年来我国法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30年来我国法理学的成就和内在的若干局限,旨在展望新世纪法理学的发展,法理学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我国法理学在新的世纪正面临着多元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