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住房问题和住房政策研究——回顾及启示

以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为基础，对国外住房问题和住房政策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主要包括住房问题的产生、公共住房与住房福利、住房政策的比较和划分以及住房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国外文献回顾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住房问题和住房政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中国必须面对和住房问题相关的危机和困境时，一方面需要以全球视角不断借鉴国外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制定和执行住房政策的经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认清国内外形式，选择属于自己发展模式。     

转型时期我国劳资冲突特点——以珠三角农民工为例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农民工日渐成为当地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由于其身份缺乏、自身素质较低,在就业中往往容易受到雇主侵害,从而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冲突凸显。从时间上来     

我国转型时期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正逐步成长。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也对公共政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公民通过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实现建立广泛而有理性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政策信息的充分性,为公共政策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为政策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等。目前,我国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参与不足的现状可以通过政府观念的转变、第三部门自身参与能力的提升、健全立法和完善参与制度安排等来实现。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者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以嵌入性要素来理解我国农村社会政策转型的方向.在这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在反贫困战略中提供了可让我们选择的嵌入性要素.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的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尽管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不断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困境。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论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

从农民工这一特殊概念的出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断演进：从一片空白到限制农民工流动再到积极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所取得的成绩无不体现我国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农民工经济贡献与社会保障政策严重不对称;缺乏法律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执行困难;农民工参保积极性程度不高等。本文通过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认为推进以人为本、公正高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就要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筹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诉求机制;加快扩大农民工覆盖面及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组织,促进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代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原因论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中产生了社会分层问题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学界对引发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分析尚欠深入。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立论基点,运用社会运行发展的复杂性理论,在多学科的学理支撑下,从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整体流动乏力、教育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程度低和等级观念影响及社会进取精神缺失的维度,可对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度廓清,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     

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

一、劳动、工资、保险三项制度全面改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企业转换机制的改革,推动了劳动用     

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依靠"亲友介绍"工作是两代农民工初次外出与求职的共同特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追求个人发展,农民工外出倾向于低龄化,童工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进城之后,"跳槽"频繁,就业层次低,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只是一种"平移",并没有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比第一代农民工高。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家庭为例

本文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家庭为样本,对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现状及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家长对家校合作的看法存在误区;其学校与家庭的家校合作形式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家校合作有助于家长和教师的沟通与理解,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研究还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亦即处理大多数民众的问题。政策具有问题性,也就是政策以民众问题为导向,大多数民众有相同问题,政府机关将问题纳入政府议程,提出解决策略。倘若忽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关注公共性,亦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上的公共性。故而,首先探究公共政策问题与其公共性之意涵;其次,析探问题建构中公共性之哲学基础;最后,藉由现今流行于公共政策学界,用以展现问题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审议式民主,以及审议式民主在台湾之应用-公民会议的召开,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香烟”弥漫的青春:作为一种“过渡期仪式”的青少年香烟消费

青少年吸烟不仅是一种健康风险行为,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学术话题。本文将青少年男性的吸烟行为视为一种"过渡期仪式",并从仪式道具、仪式剧本、仪式表演角色和仪式观众四个维度分析了青少年男性是如何借助仪式实践而顺利实现青春期的角色转变和身份认同。文章最后对过渡期仪式实践的起始与终结、男性气质与健康风险行为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往关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较少考虑微观的家庭人口因素。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具体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陕西周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作用因家庭结构而不同。退耕还林政策既没有针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化,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有小孩但没有老年人的家庭较少从事外地打工活动,收入相对偏低,他们更依赖退耕补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     

转型时期我国第三部门缺失与构建

第三部门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存在失灵现象。我国第三部门缺失的原因既包括潜在的营利动机和责任监督的困境的内在因素,也包括社会因发展程度的一致性不足、组织生成机制的偏颇、资源投入的不足、社会道德约束的失范的外在因素。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第三部门,强化监督、创设外部责任约束环境,优化内部治理、加强自律规范,是构建和设计我国第三部门的主要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