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研究--比较法角度的考察

电子监听是现代社会侦查某些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侦查措施,国外对此做了相关的立法.我国在侦查实践中虽已广泛采用了这一技术侦查措施,但在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因而有必要对电子监听进行立法上的探讨.     

构建我国监听制度之分析

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的监听由于本身固有的隐秘性、强制性以及我国在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的阙如，使得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     

对于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立法的分析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为弥补传统侦查手段不足,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监听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加之我国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几乎是一片空白,使得这一有力武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此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     

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美国网络通讯监听适用立法探讨

网络通讯监听是信息时代重要的技术侦查措施.美国在网络通讯监听方面目前已设置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在一般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宪法第四修正案、《联邦通讯法》和《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在专门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外国情报监察法》、《电子通信隐私法》、《爱国者法》和《保护美国法》.通过对美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洗钱犯罪的证据调查方法

情报侦查、实时侦查、书证侦查是三种有效应对洗钱犯罪的方法。在侦查过程中,既可以通过搜查、讯问、询问、联合侦查等途径获取证据,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采用控制下交付、电子监视与监听、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来获取证据。此外,还应当完善立法,确保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在庭审中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     

论中西技侦措施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合理的,有立法的必要性。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立法中就有许多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建国以来,我国也对技术侦查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法规,但都过于原则化不利于操作,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规制。     

秘密监听程序立法研究

秘密监听在我国立法上几乎是空白,理论上鲜有研究。作者考察了西方国家秘密监听存在的三种模式,分析了我国秘密监听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提出了我国未来秘密监听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比较法视野下的线人制度研究简

线人作为秘密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大多涉及线人的概念、分类与性质,线人使用的程序性控制机制,线人的功能、风险与证据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借鉴国外有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人制度,以服务于我国刑事侦查实践的需要。     

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而我国目前对秘密监听措施的实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批准的。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因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并使公民权利处于危险境地;将其纳入法典的调整范围并设立健全的司法审查机制,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刑事侦查措施的当务之急。     

论诱惑侦查的相对合理主义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对其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或中的混乱及溢用,并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化,应在追求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针对其可能带来的弊端进行规范,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以实现诱惑侦查应有的价值。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侦查辨认客观性缺失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侦查辨认在立法上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辨认客观性较低乃至缺失。对于立法上的法律规定相互矛盾、辨认原则缺失等问题学界已多有涉及,但对于实践中不当暗示普遍存在、辨认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却少有探讨,正因为这些实践问题的存在而导致了辨认结果客观性不足进而影响案件裁断。因此有必要从细化程序性规定、建立办案人员辨认回避制度和辨认人心理描述制度、建立辨认程序的权利保障体系和加强辨认方法的理论研究等进路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辨认程序。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立法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国际公约相比,条文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合同案件如何正确确定准据法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关于我国侦查权的理性思考

通过对我国侦查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发现,我国侦查权在配置、行使、监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改进检警关系,构建司法审查机制,加强对侦查权的指导与控制,才能解决我国侦查权存在的问题,从而确保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