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人物现象”十人谈

这是一些由时代和历史造成的特殊性格的人物,面对新旧交替,目不暇接的客观世界,他们的身份表象与内心世界之间也有着痛苦的冲突、裂变与困扰。如若不信,请看记者与九位“先进”、“模范”人物的对话。     

“大师”与“小字辈”

前些日子与一位作曲家交谈,他说,每当他发现一些具有音乐天赋的青少年后,总是兴奋不已。“大师”发现一棵“好苗苗”后,便关怀备至,希望他们尽快成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家”明白,“小字辈”不可小视,许多音乐大师的成名作,都是在“小字辈”时完成的。     

幸运的“万元户”

广州、深圳两地,最近又出现了188位“万元户”。这188位“万元户”(包括万元以上,下同)中,有干部、职工、居民、农民和个体户……他们是怎样成为“万元户”的呢?是办工业发家吗?是务农致富吗?是经商赚钱吗……都不是!他们是怀揣着“参加储蓄、支援建设”的热情、获得有奖储蓄中奖的“幸运儿”。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深圳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先后各举办了两期房屋有奖储蓄的定额有奖储蓄,开出万元以上的巨奖50个。广州工商银行去年十月份和今年一月份发行了两期房屋有奖储蓄,先后有138位万元户应运而生。广州、深圳两     

“假市长”再战江湖

春节后连续不断的阴冷天气,使广州城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雨雾之中。2月25日这一天,依旧是寒气逼人,依旧是阴雨绵绵,但在本刊简陋的会议室,却是一片沸沸扬扬。 本刊同仁戏称,这里正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准确地说,应该是“假市长办公会议”——如果你是《南风窗》的老朋友,对于“假市长”一说一定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不是吗?10年前,与本刊同时问世的“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活动,曾经在全国甚至海外引起轰动,数千升斗市民投书本刊,为广州城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些热心人士,我们称之为“假市长”。这一活动已经被载入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史册。 10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迈进国际大都市的行列,是广州人的梦想。为了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假市长”们愿再出一份微薄之力。     

“六字真经”与“猫王梦想”——记工人画家王振富

他有一个梦想。他把业余时间都献给了这个梦想。尽管这个梦想还十分遥远,甚至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想,可他仍矢志不渝。他叫王振富,他的梦想是创作出一幅构思新颖、手法独特、功底深厚的百猫图,成为中国的“猫王”。     

“大师”与“小字辈”（随笔）

前些日子与一位作曲家交谈，他说，每当他发现一些具有音乐天赋的青少年后。总是兴奋不已。“大师”发现一棵“好苗苗”后，便关怀备至，希望他们尽快成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家”明白，“小字辈”不可小视，许多音乐大师的成名作，都是在“小字辈”时完成的。     

“证券巨子”吴兆声

据说,财产在5,000万港元以上的人,今天的香港有几千个。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的迹。是祖荫?是机会?是奋斗?总之,每个大富豪的背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无疑,今天的吴兆声,财富和头衔是惊人的。可谁能想象,他现在如日方中的事业,竟是从一部非洲电影开始的。非洲首饰同世界上大多数白手起家的殷商富贾一样,吴兆声有很不幸的童年。父母早亡,使他从小就开始在香港这个弱肉强食的人生战场上挣扎。15岁那年,他做成了一生中第一桩“生意”:利用课余时间为低年级同学补习功课换得了薄酬。当口袋里有了2,000港元后,吴兆声开始梦想着用它来做大生意,一下     

古城墙的悲喜剧

1991年8月19日,是东方大都市的上海建城700周年的纪念日。当上海人充满自豪地眺望新落成的南浦大桥,展望未来时,他们突然发现,一座古城墙悄悄地出现在面前。上海还有城墙?年青人只知道希尔顿、波特曼、南浦大桥,对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距今438年的古城墙,他们毫无记忆。只有一些上海的老人,仿佛在这一天重新找回了光荣与梦想,慰藉和寄托。南浦大桥连接的是浦东和浦西,“古城墙”连接的又是什么呢?是过去和现在,传统与开放,复古与革新,“围城”和“拆墙”?……城墙,作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和见证物,在中国由封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悉尼“红灯区”开店

最近,从澳大利亚回来,联络一些旧朋友,他们见了我都会问:“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我说:“卖青春去了。”真的,我的大部分青春都是卖给了“土插队”和“洋插队”,漂泊在无声滑过的岁月里了。古人说:“青春卖与帝王家”,还为此愤愤不平,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卖自己,还有个“帝王”可以卖,而我与我相似命运的这一代人,完全是糊里糊涂地卖掉了自己,卖给谁了都不知道。只知道年近不惑之年,还没一块归宿的土地,身前料峭,身后也料峭,竟不知依恋何方。我想我埋葬青春的地方,永远结不出属于生命的丰盛果实。     

在“寻人启事”背后

“寻人启事”,它悄悄出现在我们的视觉、听觉之内,通过新闻媒介,或是街头的广告栏,甚至大街的柱子上、电线杆上。“寻人启事”……按我们民族的传统,生离的悲惨程度远大于死别,“骨肉分离”是何等贴切的形容。或许就因为这,才令“寻人”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人找寻失散了50年的亲人;或许就因为这,答谢条件也由“谢谢”、“非常感谢”,发展为“酬谢”,甚至乎“重酬”。寻找亲人的心迹,我们可从“重酬”二字中略见一斑。而出走的人呢?他们是否看到那一则则带着亲人热泪的“启事”?能否听到     

北方人的“热情”与南方人的“冷淡”

谁都喜欢别人说自己很有“人情味”,谁都不喜欢与没有“人情味”的人在一起。我闭上眼睛就能数出我的朋友里谁级“人情味”、谁没有”人情味”,谁的“人情味”浓一些,谁的不那么浓……逢年过节,妈妈说“谁谁谁”要来,我便有些坐立不安,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出来陪从、聊天,甚至陪客人去游山玩水,同他们合影一番……因此我对家里来的客人不是很感兴趣,甚至有些害怕。是我骄傲瞧不起客人吗?不。说真的,客人来了我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我能根据他(或她)的职业爱好与兴趣特点海阔天空地谈。我能做得一手漂亮的饭菜,让客人心满意足。兴致来了,我还能同客人一起跳几段迪斯科,如果客人会跳的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花钱“坐牢”

时下有些“大款”,什么都吃过、什么都玩过了,真不知“款”还该往哪里花好。笔者于是萌生一个意念:能不能让他们花钱“坐牢”呢? 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经历坐牢的,一生之中能经历几天也好,所谓     

何物“斗零”?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广州,市面上流通银元(俗称“白银”)。有一种最细小的币值,面值为五仙(五仙以下为铜币,称作“铜仙”),广州人习惯称它为“斗零”,为什么呢? 原来,过去黑社会秘密组织甚多,他们都有内部独有的语言,即“黑话”,其实是只有他们圈内人知晓,其他人不知所云的隐语。其中代表数目字的隐语,自成体系,习惯以“元”代一,以“辰”代二,以“斗”代三,以“苏”     

牟其中:“神人”时代的结束

“神人”往往很怪、很狂、很疯。他们说:天才和先知也是如此。“神人”往往很高尚,没有常人的小毛病——贪小便宜、追求奢华等。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神人”总是充满激情和斗志,也总是在留下一片瓦砾之后说:中国啊,你什么时候能进步?似乎中国的不进步影响了他们的进步。但纵观“神人”历史,我们的未来与其寄托在他们的“神话”之上,倒不如寄托在亿万普通人的汗水之中来得踏实。     

“渴望轰动”的袜子

对一些新上市的商品来说,当今市场的机会和空隙似乎是越来越小了。为了在石头缝中挣扎出来,商家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故作惊人之举。近来,一种为商品开“天价”的做法得到了普遍的尝试。 下面的对话来自一位总经理与他的公关部长的深夜电话实录。几天前,他们刚刚推出一种标价3000元的“天价袜子”。 “喂,是小王吗?今天的报纸有没有关于我们的新闻?” “总经理,半小时前我向您汇报过,如果有评论袜子的报道,我马上就传真给您。”     

唤醒一个“睡美人”

6月的广州,大雨倾盆。闭窗蜗行了近一个小时的25路车内有人惊叫:“她晕倒了!”一个20岁左右的少女,牙关紧咬,面色发青,软绵绵靠在旁人身上,车厢内已没有地方让她倒下了!“快送医院!”司机望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时走时停的“车龙”,无可奈何地露出了一丝苦笑。交通,已成了阻碍经济发展,困扰广州人生活的一个老大难话题。平面上的路不够用。便有了向空中延伸的高架路、环城路。地底下呢?建地铁是一个美好的远景,还有一个“短平快”项目——改建     

游出“公海”,风浪未竟

携带股权、期权上“岸”的他们,如何摆脱作为监管者的官员却持有被监管者的企业股权的尴尬?     

北京交通大学教职工“建言献策”活动经常化 制度化

高校工会如何在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履行好自己的基本职责?如何在学校党政与广大教职工之间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工会工作怎样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我们广大工会干部面临的普遍课题。北京交通大学工会经过不懈的努力探索，认为组织广大教职工开展“建言献策”活动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几年来他们积极组织、认真探索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行运”留学记

留学?是的!过几天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幸运?也许是吧!我的留学机会可是偶然捡来的。按北方人的话是:“天上掉下馅饼来”,按广州人的话说是:“行运行到脚趾公”。你问这机会是怎么捡来的?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有个大学的同学在我要去读的这家美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他们的系主任是个发展经济学教授。上课时他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归结为两个恶性循环:一个是总供给的恶性循环,一个是总需求的恶性循环,而这两个恶性循环的中心环节是居民收入低,(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