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移转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原则上应由司法机关承担,但随着诉讼的进展,在特定的条件下,局部的证明责任将由司法机关移转至被控有罪的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转移的规定适用于被告人辩解其不在犯罪现场或不具有作案时间等八种情况.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因此,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期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秉承大陆法系的基本框架,结合具体国情,在修正与实践中逐步对证明责任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本文从证明责任的概念入手,着重介绍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由此引发对辩护方证明责任的思考,结合杜培武案指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并就特殊情形下证明责任倒置的正当性提出看法。     

论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传统诉讼理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证明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被告人在针对指控提出某些辩护主张以证明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时负有证明责任。当然,与控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的性质与要求不同,刑事被告人所承担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即可。     

刑事证明责任之含义及其性质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性质以及分担等问题一直存在诸多争论,关于以上问题的研究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将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以及性质置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诉讼背景乏下,充分考虑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之间的差异,注重证明责任与证明主体、证明对象以及证明标准等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统一,结合刑事诉讼案件类型的多样性及其诉讼目标的独特性,重新界定刑事证明责任的确切含义及其法律性质。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与证据事实

在刑事诉讼中 ,关于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之争论 ,在法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要弄清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 ,关键是首先要弄清楚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关系 ;其次是要划清证明对象与证据的审查判断的界限。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它包括案件事实和程序事实两方面 ;证据事实则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手段 ,它既不是案件事实 ,也不是程序事实 ,因而也不是证明对象。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证据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刑事证据,但由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行政证据有时需要转化为刑事证据。法律对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有一定的规定,但在转化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如衔接不到位的问题,因而需要在立法司法规制方面加以完善,才能使行政证据顺利地、有效地转化为刑事证据。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刑事证明责任为何而设——证明责任法理探析

证明责任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设置证明责任是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追求诉讼效率、制约权力滥用和限制自诉权、应诉权不当行使的需要。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证明责任包括证明有罪的责任和证明无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告方仍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局部责任,这在许多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认可的实践。我国对此应予以借鉴,它符合诉讼合理主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刑事政策、证明难易、诉讼效率。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主要视角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应当遵循任意侦查原则、相称性原则、令状原则、合法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取证主体应当包括司法人员、电子技术专家和电子司法取证鉴定认证机构以及辩护律师.取证规则包括关联性规则、搜查扣押规则和可靠性规则.取证程序为强制记录和保存信息证据、现场勘查、搜查和扣押、保全和固定以及实时搜集.应当以此为框架构建我国的刑事电子证据取证程序.     

关于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证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些关于控辨双方了解案情的途径。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把握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和全面开示原则，明确规定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的程序。设置对违反开示义务的制裁性规定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探析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来说不只是责任也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权利。举证责任倒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我国司法证明规则的一项新的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去探索,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积极的、有益的司法作用。     

刑事诉讼价值之再思考

刑事诉讼价值是诉讼意义上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刑事诉讼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为工具价值 ,即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解决社会冲突 ;二是目的价值 ,即刑事诉讼的秩序属性对社会产生的目的引导效应。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共同服务于刑事诉讼这一冲突处理机制 ,刑事诉讼法并不以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为宗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与刑事诉讼价值是相关范畴 ,一般包括正义、效率、安全、自由等四项内容。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论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

刑事诉讼证明具有复杂的结构 ,存在多主体、多层次。因而 ,其证明责任也应是严格加以区分的 ,可分为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说明责任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在明确了刑事诉讼所有参与主体在证明活动中的责任的基础上 ,构造出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理论     

论刑事诉讼外部环境对错案的影响

刑事诉讼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刑事诉讼环境会影响刑事诉讼过程,任何一个案件的刑事诉讼过程都无法脱离诉讼环境而“真空”地进行。刑事诉讼环境对诉讼过程的干预和影响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来自诉讼环境的良性影响可以促使刑事司法机关对案件的重视,从而加大对该案件的诉讼力量,例如加大追诉力度、改善追诉条件。另一方面．来自诉讼环境的非良性影响容易导致刑事司法机关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而草率结案。从而形成错案。刑事诉讼外部环境导致错案的原因,在国内体现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个案协调、不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在国外体现为社群压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