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江西抗战之一:拼将热血筑长城

<正>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9月22日,事变发生后仅2个月又15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标志着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是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庐山成了国共两党成功谈判、共谋合作抗战、共御外侮的     

试论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我党策略的演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这两个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政党,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合作。一次是1924年到1927午的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一次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旗帜下再次实行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这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合作中的策略演变是密不可分的。认真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两次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指导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我党策略的两次转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北洋军阀。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反帝、反封建的一切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会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特别是第一次工人     

皖南事变后日军何以发动河南战役?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事变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美、英、苏等国基于对本民族利益的考虑,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并通过外交途径,以减少经济援助等方式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妥善解决事变,以利于中国坚持抗战。按理说,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亲者痛而仇者快,然而法     

大余“池江改编”与新四军北上抗日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卫国”，进行全民族抗战，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高潮。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池江谈判、池江改编等艰苦斗争，最终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于是，一场国共合作联手抗日的风云大幕骤然拉开了。     

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若干创新观点综述

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文章对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若干创新观点进行综述,主要包括西安事变、中日秘密交涉、皖南事变、豫湘桂战役、抗日战场的划分、"远东慕尼黑"、国共敌后游击战的关系、国共合作有无共同纲领、正面战场有无反攻阶段、抗日战争是否是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方面.     

湖西地区国共敌后武装的合作与斗争(1938—1940)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下,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与妥协、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在湖西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1938年初,湖西各县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地方政权崩溃,正规军撤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中共地方党组织一面组建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抗日,一面协助国民党建立敌后政权和武装。国共地方武装一度在军事上互相配合支援,开展联谊,协商财政问题,保持了合作,但在对敌伪军作战时仍难以获得优势。1938年底,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湖西,对国民党地方武装提供了军事支援、防务协助,并帮助开展政治工作。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逐渐聚拢在八路军周围,呈现出在中共主导下的良性合作关系。不过,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积极响应国民党中央"溶共""防共""限共"政策,不断制造"磨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合作出现大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独力扛起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历史重任。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江西是新四军的故乡.     

“南方的小延安”——记赣粤湘边红军游击队池江改编

艰难谈判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国共合作有望实现.但是在南方,国民党当局却加紧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企图采用"北和南剿"的方法,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南剿"阴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也开始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先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其中,赣粤湘边的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直接指挥下,集中在大余县池江改编,开创了"北有延安,南有池江"的斗争新局面.     

『铁锤子团』扬威大桥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华中我党我军,要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坚决击退顽军的进攻.     

一个口号改变的曲折过程-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口号是“抗日反蒋”。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调整方针,毅然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可能。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关系述论

本文根据大量的报刊资料和历史当事人的著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背景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目的是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的纲领、立场是什么及其主要由哪些人组成?中共与自由主义力量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包括什么内容?二者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结局如何?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1922—1926)

中共成立后不久,便在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顾问的要求下与国民党开展合作。中共浙江方面由沈定一领导的杭州一师网络在国民党党部的筹建、组织工作中走到了前列,被国共高层和苏俄顾问视为党务工作的样板。然而,由沈定一和杭州一师学生密切配合发展党务的良好局面,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发生变化。沈定一对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策略愈发不满,宣中华等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最终杭州一师网络瓦解,浙江成为中共与以沈定一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兵刃相接的主战场。双方此后调动各自所掌握的资源和优势,进行无休止的争夺和拉锯,既磨褪了革命青年的激情,也消耗掉了浙江内部革命的源动力。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兼评"党内合作"方式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合作的建议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提出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陈独秀对“党内合作”方式有一个由反对到接受,再到四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过程;从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依据、共产国际采纳“党内合作”的原因、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的目的看,“党内合作”是最好的合作方式的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

商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中共开展商人运动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一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开展商人运动;二是中共独自主导了部分地区的商人运动。中共主导的商人运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以增加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的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配合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等。国共两党推行商人运动的基本方略大体一致,但两者在商人运动的对象、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有差异。开展中共与商人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商人政策,理解此后中共对商人政策转向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看国共磨擦

抗战时期,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解决为主。中共也希望政治解决。然而,由于国共双方对政治解决的理解和期望差距太大,所以无法政治解决。面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壮大,国民党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在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矛盾与纠结中,反复挑起国共之间的冲突与磨擦。     

传播与对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交流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国际传播、对话与交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得以创新、传播和飞跃。加强各国共产党的联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作用,深化理论创新,促进多边交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方略之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政治渐呈严重的军事化割据态势,失去纲纪约束的军人势力尤其是北洋军阀集团成为国人聚焦、反对并力图"解决"的对象。各种政治力量均提出了"解决"军阀问题的不同主张和方略,其中国共两党尤其中共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性质的话语言说是"解决"军阀问题"大合唱"中的主导声音,其理论体系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反军阀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考察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十分重视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就发布了相关政策,但还不完整,具有一定的临时性;抗战时期,这一政策走向成熟,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系统;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变得更为稳固、深刻和具有针对性。中共的科技人才政策成效显著,意义重大,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论南方游击区的历史地位——解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科学评价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就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南方游击区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南方游击区的同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却也是很科学、很客观、很有分寸的。本文旨在解读、诠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这一科学评价,以加深认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

成功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华北乡村春节文娱进行改造,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这有力地配合了抗战动员工作。随着战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春节文娱不再是单纯地娱乐,而是民众生活斗争、自身教育的反映,是民众寻求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这种新变化不仅是中共政治动员有效性的体现,也是包括春节文娱在内的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