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刑法适用性研究——基于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分析

医疗上的告知后同意法则和刑法传统理论上被害人同意虽源于同一上位概念——自我决定权,但对于存在特殊性的医疗行为而言,被害人同意并不能完整表达医疗伤害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而告知后同意则具备此优越性,且是法律的要求,在刑法上适用较被害人同意将更为准确与完备。医疗行为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有三:一是主观上是出于医疗目的;二是客观上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医疗行为准则,具有医学的正当性;三是需得患者告知后同意。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论患者隐私权保护——兼论侵害“告知后同意”之请求权基础

隐私权已从传统消极防御面向发展到兼具积极支配面向,主要包括四项权能: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侵权责任法》第62条、第61条、第55条和第56条对应以上四种权能并共同构筑了患者隐私权范畴.患者隐私支配权需要借助于对患者的“告知后同意”实现,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医师同时兼具的研究者身份与潜在利益冲突.“告知后同意”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法益或者注意义务之违反得到救济,但作为某种权利得到保护系必然趋势,这种权利应是隐私权而非自主权.侵害患者“告知后同意”之隐私权的请求权基础应为第6条第1款,涉及赔偿责任时应适用特别规定第55条第2款,所涉损害主要系精神损害.     

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则及其异化

告知同意原则已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于互联网依赖程度的加深,适用传统的告知同意原则易打乱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状态;同时,依据该原则产生的“全有全无”管理构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实际适用中的高成本及低效率,甚至与信息自身的基本属性相悖。如今,各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以上问题,并开始在立法中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革新以克服因其自身结构性僵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使用设立隐私设置选项,从择入机制到择出机制的逐渐演变,以及引入隐私风险评估机制等。在此背景之下,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并设立隐私评估系统,适当拓宽择入式同意的适用范围,以行业引导方式提供隐私政策模板均是应当考虑的策略。     

论知情同意法则的疆域拓展——医生对非医疗信息的告知

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将知情同意法则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了一些与医疗措施并不直接相关的信息,比如医生的"身份"信息、"身体健康"信息、"经验"信息、"利益冲突"信息和"金钱刺激"信息。此种疆域拓展体现的是法律对"实质性信息"测试标准的忠诚和对医患间信任关系的维护。它透露的是这样一些良性信息:医生要忠诚于患者、坚持患者利益优先,医生应保持医学判断的纯净,要避免医学判断受到外在经济利益和金钱刺激的污染。对此种疆域拓展应进行准确解读,并认识到它对推动医患关系健康发展的正面作用。     

违反医疗告知义务之侵权责任

医疗告知义务作为患者知情权的实现基础,有其深厚的人身权理论渊源。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侵害性,因此实施医疗行为应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应经患者同意。本文从医疗告知义务的实践与理论渊源着手,分析研究了违反医疗告知义务的侵权责任要件,对完善我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具有一定意义。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开放结构及其公法实现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告知同意的批评源于民法格式条款的路径依赖,将告知同意等同于实践中作为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私政策,继而将隐私政策作为格式合同存在的弊病扩展为告知同意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呈现开放结构,包含复次的告知同意阶段,呈现多元的主体交互关系,强调行为授权的程序价值,为公法介入告知同意提供了基础。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多元合作规制体系,按照政府规制、元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规制优势确立公法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在矫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力差距以确保意志自由的同时,促进信息流通与信息安全等信息处理社会价值的实现。     

同意搜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同意搜查是侦查人员为发现应拘捕之人或者犯罪证据或者得没收之物,在获得搜查相对人同意的前提下,未经令状申请而直接进行的搜查。同意搜查的合法性源于搜查相对人舍弃其基本权利的承诺,同意搜查的性质属于任意性侦查行为。鉴于同意搜查具有潜在的侵犯搜查相对人基本权利的可能性,因此对同意搜查应予以规范。同意搜查的实施必须基于有权同意人的真实同意才能进行;实施同意搜查前,侦查人员应履行告知义务;搜查的范围受搜查相对人同意范围的约束。     

论医疗知情同意理论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有利于实现医疗目的的私法原则,具有其独立的利益设计和价值取向。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是实现知情同意原则的前提,而知情同意理论的要件是具体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的关键,其中判断患者是否具备同意能力是知情同意的重要因素。但在适用知情同意原则时应注意识别几种例外情势。为了切实保障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知情同意理论体系。     

知情同意诉讼中的证据学:英美法的观察

在传统的医疗过失侵权诉讼中,为了体现行外人士对医疗这一专家型行业的尊重,医疗专家证言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知情同意诉讼,虽被归入医疗过失侵权诉讼,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医疗领域——诊断治疗——的情景。知情同意的独特性改变了专家证言在诉讼中的格局。在知情同意诉讼中,医疗专家证言的参与度和重要性遭到削弱。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意味着法律的关注点已从"专家"整体转移到"患者";对"医学判断"所管辖领域的精细分割也说明,医疗专家证言只应在证明医疗信息的感知和启用"医疗特权"上有应用价值,医疗信息的实质性判断已让位于一般人知识,而且对"医疗特权"的严格控制会缩减医疗专家证言的适用空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和选择影响到医疗专家证言和患者证言的地位变化,尽管存在"事后诸葛"效应,为了与知情同意法则之主旨相匹配,主观化的因果关系应是前进方向。     

论知情同意的豁免

本文围绕医疗实务中的知情同意豁免，首先讨论了知情同意豁免规则的法律政策，详细分析了紧急情形豁免、治疗豁免、知情同意权的放弃和强制治疗这四种豁免情形，简述了医务人员在适用知情同意豁免规则时可能的法律责任。     

论法医临床鉴定中被鉴定人的知情同意权

临床医学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医学实践中由基本伦理上升为受法律保障的患者权利,通过告知同意书的契约形式表达。法医临床鉴定中的被鉴定人与医疗体系中的患者具有类似的法律地位,但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被鉴定人知情同意权。笔者建议法医临床学鉴定中可赋予被鉴定人一定的知情同意权,在与鉴定机构的契约化关系下,参与鉴定过程,知悉必要的鉴定信息,并对鉴定意见有选择性同意权,从而实现司法鉴定程序的公平、正义。     

手术签字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由于我国现今法律法规未能明确手术签字与患者知情同意之间的关系 ,使得医院和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甚明确。随着医疗市场的进一步规范 ,我们有必要尽快地明确手术签字与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手术签字与患者知情同意及医院免责之间的关系等五个关键性问题入手对两者的关系作了阐述。     

《侵权责任法》中患者近亲属知情同意评析

《侵权责任法》在患者知情同意制度中使用了“近亲属”这一概念,并在第五十五条提出：“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此提法不仅与国外“病人自治”原则存有差异,而且“近亲属”这一概念范围也不明确。本文拟对第五十五条立法中所体现的“近亲属知情同意”的合理性以及“近亲属”这一概念使用的恰当性进行探讨。     

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为了应对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生物剽窃"现象,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有效管制,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引入了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制度,并为各国建立国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确立了国际法框架。事先知情同意要求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应在其生物开发活动开展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相关主体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获取申请者以合理方式提供的信息做到全面知情,并以特定格式就获取申请者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作出明确的、肯定的授权。     

人脸识别技术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兼论动态同意模式的建构

人脸识别技术在现有应用场景中已经被证明了其便捷性和高效性,但是,围绕该技术自身准确性、安全性、伦理性和合法性等问题的争议也从未停息。2020年我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引发公众及学界关注与讨论,急需在快速扩散的技术应用中,寻找信息法益保护模式。完善人脸识别技术中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可能性如下:第一,坚持"合法、正当、必要"原...     

Consent in escrow

Disasters such as flash flooding, mass shootings, and train and airplane accidents involving large numbers of victims produce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 in the biosciences. This opportunity exists in the extreme tails of life events, however, during which decisions about life and death, valuing and foregoing, speed and patience, trust and distrust, are tested simultaneously and abundantly. The press and urgency of these scenarios may also challenge the ability of researchers to comprehensively deliv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s of a study, risks, benefits, and alternativ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argue that acquiring consent for the immediate use of data that are not time sensitive represents a gap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tudy participants. In response, we offer a two-tiered model of consent that allows for data collected in real-time to be held in escrow until the acute post-disaster window has closed. Such a model not only respects the fundamental tenet of consent in research, but also enables such research to take place in an ethically defensible m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