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运用行政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的探讨

行政争议现行的主要解决方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某些争议的解决过程中显现出一定的弊端,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利益格局的新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本文从运用行政协调化解行政争议的可行性入手,分析了行政协调解决机制的优势,对行政协调机制的具体架构作了简要的探讨。     

参与行政与公私协调

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应当是一种实质性的参与,而不是一种形式、一种过场,或者只是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参与的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意志的沟通,二是利益的协调。其共同特征是＂公＂与＂私＂的协调,社会公众在行政过程中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使行政过程中不同法律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获得了有效的制度形式。     

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给付新发展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改革的"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方式的多样化、管理程序的民主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对我国行政给付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行政给付已经不能简单定位于行政救助或者行政物质帮助,而是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我国目前的行政给付制度在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均需要有所突破,给付主体要实现从行政主体到多元社会主体的转变、给付方式要实现从行政行为方式到公私结合方式的转变,给付程序要实现从行政主导到公众参与的转变。     

生态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创新

在以管理行政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原有的环境政策理念、环境政策体制以及环境政策工具无法解决由于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逐渐积累的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因而,必须突破管理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境,以生态行政理念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生态行政模式下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行政软权力的法律规制模式研究

行政软权力具有同化顺从和非国家强制性的内在属性和品格,在运行过程中表现为行政协商与对话、行政正当程序和社会价值评价的内在协调与约束关系。基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治文化传统,形成西方法治国家司法主导与理性、自然法思想相契合的复合型的行政控权模式,还需要长期的法治发展与实践。不过,行政软权力内在的协调与约束关系,为构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程序主义法范式为主导的行政程序法制、行政伦理法制和社会价值评价法制相结合的复合法律规制模式提供了可能。     

对公务员行政协调的伦理思考

行政协调渗透于公务员的各种行政行为之中,对保障行政工作的平衡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行政矛盾的逐步显现需要公务员具有较强的行政协调能力与良好的道德素质,这意味着公务员在行政协调中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本文将伦理思想融入公务员行政协调之中,提出统筹兼顾的整体协调、科学务实的有序协调、灵活多样的动态协调、客观公正的依法协调和团结协作的沟通协调等建议,并分析了其中蕴涵的伦理原则,以期实现行政组织的良性运行。     

和为贵——论行政协调的法制改革

狭义上的行政协调包括行政程序之协调和行政诉讼协调。行政程序之协调指行政机关与人民在相关人民权利义务方面所进行的协商与沟通。行政诉讼的协调目的也是终结行政争议,以协议的方式终止诉讼。对于行政程序之协调,现行的若干制度均不能消除争议。而在行政诉讼协调中,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原则并不存在于台湾和日本。必须在行政协调中建立行政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的连贯性机制。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都是对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原则的挑战。     

行政公诉程序相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

维护国家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现实基础,行政公诉权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行政公诉应坚持公益原则和必要原则。可以针对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分别设计行政公诉程序。对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提起的行政公诉,人民法院可分别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处理。     

试析行政协调机制——以行政服务中心为视角

行政协调既是行政服务中心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责,也是其健康发展的应然状态。作为行政服务中心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环节之一,行政协调机制的健全与否决定着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成败。因此,准确把握行政协调机制的内涵与本质,合理优化行政协调机制的功能与作用是推动行政服务中心建设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     

关于运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纠纷案件的调研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方式逐渐向民主和开放转变。在行政诉讼领域名为协调实为调解的解决纠纷方式也在逐渐增多。本文重点分析协调方式处理行政纠纷案件的现状,并对建立行政纠纷协调解决机制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下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需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亦要求在行政救济领域达到理想的效果。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也必然要求达到这种和谐的状态,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能简单一判了之,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一种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而行政诉讼调解机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行政指导性质辨析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指导已成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存在诸多争议,该争议的存在影响了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及其法律救济。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探讨,确认行政指导的行政行为性质,将其纳入法治化发展的轨道,使之更好地发挥在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行政犯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行政犯与刑事犯以及秩序违反行为的关系问题,行政犯包括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属实质性的违法,是对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违反,其理念在行政上的合目的性;而刑事犯的理念在于社会正义;应被科以罚金或其他秩序罚的行政法规违反,并不是对行政法规的直接攻击,而是对顺利达到其行政目的而规定的一定义务(即行政义务)的违背。因而应当根据行政犯的特殊性相应适用与普通刑法的一般原则所不同的行政刑法原则。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行政程序控权与传统控权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行政国家＂现象的产生,政府开始大量干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传统的实体控权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以程序控权为主的现代控权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控权模式的局限性,而且更适应现代社会事务管理的需要,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事后监督造成的损失。     

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与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显著地引致了行政任务的扩展及其任务结构的转变。行政任务的数量、范围,以及内涵发生了变革性的扩张。传统行政法模式已然难以应景式地阐释和消解诸多现代性行政法问题。适应行政任务的多元化,现代行政的作用手段和组织形态因而呈现有别于传统的、多样化的特征。现代行政法因而面临结构性的变革,以回应社会发展对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控制行政权取向的行政法学向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的转变,则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大立法,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公民权益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在立法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不断膨胀,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很有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