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制度建设研究

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关键是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建设。在权力的横向配置上，实现不同权力主体的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在权力的纵向配置上，一种是在党外，掌权者应是受民意支配的、对人民负责的；另一种在党内，实现党代表和广大党员对于党委领导的制约。社会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制衡，通过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来制约公权和表达人民的呼声，实施社会监督。这样权力配置的三维空间，是反腐倡廉制度化、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从纵向权力架构到横向权力架构:关于"权力制衡"的深度思考

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总的结论是"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外的权力"来自"纵"、"横"两个方向.从历史的宏观视角,纵向权力制约虽然具有局部的有效性,但从整个政治架构中却容易导致集权,从而失去权力制约的终极功效;横向权力制约坚持了对等时抗性、突显利益冲突、法治等制衡原则,能够有效地制约权力的膨胀,实现权力制衡.     

以“权力制约＋权利制衡”模式规范权力运行

规范权力运行,既需要权力制约,又需要权利制衡.必须着力于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模式,通过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力进取,使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社会整体利益,从而实现公共权力逐渐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具体途径为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机制,以及先行完善党内权力制约和权利制衡机制.     

新视角·新体系·新观点——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评介

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立足于唯物史观,分析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和社会根据,深入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是民主宪政秩序的基本向度的命题;提出了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概念,系统分析了国家公权主体与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和法律责任问题,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在机制;将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定位为权利制约权力的辅助机制,并立足于一种历史的大视野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根据,揭示了分权制衡机制与自主平等的社会群体有效控制公共权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权利基本权能的充分确认和充分具备的实证角度,论证了相应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性.     

道义制衡观念的背景转换与现代应用

政治权力的制约是政治思想史上众多先哲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有了本质的分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根据"道高于君"的原则,采用道义制衡君主的绝对至上的政治权力,这种制衡的作用是或然性的,因而它从未根本的发挥过作用。从本质上说,道义制衡并不能真正对政治权力产生强制的约束力,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条件下,可以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协调和软制约作用。本文将尝试着论证当代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双重思路,并对传统制衡观念内容的转换和现代应用提出一些管见。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在基础理念上,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在基础理念上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关于健全和改善权力制约机制的若干思考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诱惑性和腐蚀性。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权力制约比权力监督更有力、更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核心在于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与精髓,当前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分权制衡机制。     

分权型社会结构

在中国农业社会，个体的人要生存，就必须依附于一个共同体，也必须让度一部分权利给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需要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并集中各种资源进行管理，需要个体服从统一管制。这就逐渐形成了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必须改造它。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     

中西政治权力制约模式的比较研究

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人类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也是近代宪政架构的基石,其主旨是为了防止政治权力的集中、专制、滥用和腐败,实现权力的高效运行。基于社会历史原因,西方选择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而中国则另辟蹊径,不断构建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以高效执行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系。二者虽有相通之处,但形式和本质却截然不同,通过比较、权衡,取其之长,不断充实、完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