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中小股东利益？——“潘石屹案”的标本意义

虽然是老朋友，曾经的合作伙伴，但是姚军等人还是将潘石屹告上法庭，理由是，作为大股东的潘石屹，侵害了公司的合法财产，并为此要求潘石屹给予1．05亿元的赔偿。“潘石屹案”的正式受理，标志着中国股东代表诉讼机制的启动。这意味着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中小股东有了约束大股东的法宝。但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诉讼成本、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困境依旧成为中小股东维权的“拦路虎”。我国法律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股东诉权，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股东对董事会的直接诉权，更毋论股东对董事的直接民事求偿权。这正是股东代表诉讼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有专家建言，新修改的《公司法》应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纳入重点。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适格主体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请求人在实质性适格要求方面与代表诉讼的原告具有统-性。股东提起前置程序，实质上是对经营者监督制约的-种方式，法律在前置程序中对股东的各种限制都缺乏正当依据。被请求人的适格要求不仅应当与前置程序的基本功能相适应，而且应当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运作机制相协调，并且应当充分注意到前置程序所具有的法人内部关系的私权属性。     

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下股东权益的司法保护——以“股东代表诉讼”为切入点

公司法赋予股东诉权以保护自身权益,遏制权利滥用,股东代表诉讼已成为化解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司法实践分析表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定位、损害赔偿请求的归属以及裁判效力的主观范围等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均有争议。从实体法理论角度而言,立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论预设无法与两权分离不明显的有限责任公司融洽,致使股东代表诉讼无法发挥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制度目的,股东提起诉讼激励不足。从程序法理论角度而言,作为特殊诉讼形态的股东代表诉讼亦需与我国诉讼理论相融合。然而,既有理论无法通过诉讼担当完整表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双重利益性,未能合理配置特定股东的诉讼实施权,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不匹配。在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形下,应当对股东权益进行穿透式司法保护,允许法官直接豁免前置程序,赋予原告股东基于持股比例的胜诉利益分取请求权,方能给予弱势股东实质性救济。     

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和解”——比较法的观察与我国的实践

允许原告股东与被告之间进行诉讼和解,有助于发挥诉讼和解制度及时解决纠纷的功能,是民诉法中的处分原则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亦是美、日等国的普遍做法。由于原告股东对诉讼标的并无完全的处分权,基于程序公正等原因,公司应对诉讼和解享有异议权,并应设置相应的程序来保障和规范该权利的行使。为了避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功能被弱化,公司不应享有单独与被告进行诉讼和解的权利。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探讨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现代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公司遭受侵害却因种种原因怠于或拒绝行使其诉权的情况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保障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权益,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救济方式。但是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规定上简单原则,不具有操作性,本文针对法律中需要细化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     

浅论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和性质

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一直是各国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决定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实践操作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出发,探寻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并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进行分析.     

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则架构

股东直接诉讼中的问题和一般民事诉讼相似,但股东代表诉讼是一项特殊的制度构建。我国《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将我国小股东保护的法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但股东代表诉讼是一项复杂的制度构建,上述法条离成熟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有必要从主体、限制和程序三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则架构进行分析,使其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     

美国特拉华州二重代表诉讼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解决股东代表诉讼在母子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困境,美国一些州的法院在判例法上引入了二重代表诉讼制度。2010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针对Lambrecht v.O’Neal案作出的判决,第一次系统阐明了二重代表诉讼的适用框架,并确立了其判断基准。在我国,公司内部控制人通过母子公司架构排除股东代表诉讼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母子或多重公司结构下保护母公司股东利益,有必要引入二重代表诉讼制度,美国特拉华州的实践无疑会给我国有益启示。     

关于新《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的几点理论思考——浅析新《公司法》第152条

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的企业兼并，现代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股东人数越来越多，公司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专业化。股东必须把公司的具体经营交由专业的管理人员。于是就可能出现高层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以及公司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作为相应的司法调整机制，股东代表诉讼在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实践中的缺陷，应该在借鉴相对完善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相关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更合理化和利于实行。     

透视“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

在中国股市完善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为了个人利益侵占公司利益,进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的事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进而维护小股东自己的利益,股东代表诉讼就成为小股东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手段。我们所代理的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的小股东状告公司高管索赔1.05亿元的案件,应当说是对“中国股东代表诉讼”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本案自2004年8月2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至2005年6月1日双方和解撤诉,虽然得到圆满解决,但显露出我国《公司法》在股东代表诉讼方面规定…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可以依靠两种办法来发挥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基于自身或社会的利益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另一种就是由股东基于对自已及公司利益的考虑而自发启动的民事诉讼程序。其中股东诉讼又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前者通过对股东利益的维护,间接地约束上市公司及其代理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后者侧重于对上市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加以防范,同时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试论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适用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股东享有的对公司合法权益遭受非法侵害时的一种司法救济手段,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有力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够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是法律赋予股东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措施。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同时为了防止股东代表诉讼的滥用,也需要设置严格的约束机制。     

关于新《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的几点理论思考——浅析新《公司法》第152条

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的企业兼并,现代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股东人数越来越多,公司经营管理日益复杂化、专业化,股东必须把公司的具体经营交由专业的管理人员。于是就可能出现高层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以及公司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作为相应的司法调整机制,股东代表诉讼在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实践中的缺陷,应该在借鉴相对完善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相关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更合理化和利于实行。     

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小股东之代表诉讼权

所谓股东之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他人侵害，而公司怠于诉讼时，符合法定要件的股东以自己名义为公司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这种股东所提起的诉讼实质上是代替公司行使诉权，派生公司的诉讼，故被称为派生诉讼。本文以下将主要以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主线，并结合其他国家之规定，阐述这一制度。一、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利弊之争议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存在利与弊之争，基于此种争论产生了赞成说与反对说两种对立观点，以下作简要介绍。１．股东代表诉讼会导致股东滥用诉权（Strikesuit）说。有观点认为，…     

试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对于制约公司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完善公司监督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述,同时指出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公司股东权的保护——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探析

我国2005年《公司法》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于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对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使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境遇尴尬,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全面的保护。本文旨在对我国学者相关理论观点进行探讨,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尝试对我国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从而为股东代表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公司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依据《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的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对公司的法律地位等方面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究竟处于何种法律地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诉讼管辖

中国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期期货”)股东代表诉讼案作为目前国内涉案金额最大、也是国内期货行业第一起股东代表诉讼案,在业内已经引起巨大的反响。2004年9月9日,中期期货小股东苏州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因中期期货大股东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等拖欠中期期货借款而将其诉之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期期货的董事长田源以及董事刘沧龙。2005年12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股东胜诉。一、中期期货股东代表诉讼案反映出的诉讼管辖问题中期期货股东代表诉讼案的审…     

“沪科案”的标杆性意义

“沪科案”的审判结果,表明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这将对我国审理商业秘密案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透过事件的层层细节,也让人们看到了商业秘密保护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