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构建与中国经济区的新布局

从海西区建设最终发展到由海峡两岸参与的“海峡经济区”建设，首先从两岸一体化起步，加强丙岸经济关系，最终实现两岸政治上的统一。     

海峡西岸经济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扬帆起航——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

记者：“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已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进程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支持。追溯这一发展进程，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     

区域政府合作的动因、问题及对策——关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思考

区域政府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羁绊,区域间政府合作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个案,详细分析区域间政府合作的动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实现区域政府协同及共赢提出改进思路。     

建立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一、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问题的提出 1、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加强。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趋势，海峡两岸应以面向21世纪的长远眼光和从振兴中华民族经济的立场出发，不断加强两岸经济联系和扩大两岸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是将台湾的资金、技术、营销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大陆的市场、科研、资源、劳动力优势相结合，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为有效的分工合作，带动两岸整体经济的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在全球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为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海西经济两步走，2020比肩台湾——卢展工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目标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目前在福州会见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总编辑王伯遥一行时表示，海峡西岸经济区历经5年发展，目前上升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使海西站上更高的发展起点。相信再经过若干年的持续努力、不懈奋斗，福建将在经济总量上接近甚至超过台湾。     

创建“海峡经济区”势在必行

一、当前两岸关系新形势为建设海峡经济区提供新机遇 1、海峡经济区是中华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以后，胡总书记一再提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台湾领导人也认同“九二共识”，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概念，包含了台港澳和祖国大陆在内的经济的总称，这从本质属性上对两岸经济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台湾、大陆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中华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台湾海峡为地缘特征的经济区。     

领袖“标准照”制作第一人

陈石林十来岁就被父亲送到南京照相馆学艺，后来又到香港和台湾谋生，学习加工制作照片。1950年7月，陈石林回到内地，当时还很少有人会加工照片，并且能够修出光线的层次、密度和立体感，陈石林被作为人才留下了，进了中央新闻摄影局，后来又进了新华社摄影部。     

张恺帆：庐山之外抗“左”第一人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曾被毛泽东赞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曾在1933年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墙上写出“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诗句的张恺帆,也在1959年被打成安徽省cc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在全国省级干部中,他是庐山彭德怀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反通胀要谨防“误伤”——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

2008年无疑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无论是来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是国内的通胀压力，都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缕缕阴影。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该如何出手？余永定认为．目前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和较大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因此，在执行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防止“超调”，货币政策还要提高精确性，要防止造成“误伤”。     

以“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的发展

要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的发展，我们面临重要的模式选择：选择政府全面统一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社会力量自主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选择何种模式来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建设，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以“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作为继续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发展基本模式的可能性。     

“孤立的人”与“完整的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于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当代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逐步走进模型世界,一切都被精算化,人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身影渐渐淡出了当代经济学视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个人主义倾向,将经济学视阈中＂孤立的人＂变成了＂完整的人＂,对当代经济学发展有重大意义。     

“完整的人”与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终极指向及其实践意义

马克思关于“完整的人”的学说,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是实践,而实践是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动态复杂系统.“完整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是从实践中引申出来的,“完整的人”也只能在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进程中被塑造.实现“完整的人”,既是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落脚点,也是马克思倡导人的本质全面实现的理论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努力促进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以逐步实现马克思确立的“完整的人”的终极目标.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科学的“人”学——马克思哲学的完整视域与本质特征

马克思"人"学之科学性在于其"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在立基于"实践"的思考中、在对各种"关系"的反思中,亦即在对"现实的个人"及其"现实的发展"的关注中历史地生成的。只有始终保持与社会现实的亲和性,才能提高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力与有效性,使其真正成为实现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     

论我国法律中“人”之形象的转换与建构——以我国民法为例

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行时时刻刻都伴随着"人"的自我理解和想象。以近代西方民法上的"人"之形象变迁为参照,我国民法中的"人"之形象典型地体现在由"公民"到"公民(自然人)"再到"自然人"的名称转换过程之中。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塑造民法中的"人"之理性、自立、自强,而且更要不断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的人之本质,塑造民法中的"人"之热情、宽厚、高尚。     

我国生态环境公私合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协议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日益严峻,各级政府在维护生态公平、提高生态保护效率方面的行动效果仍然十分有限,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又缺乏权利基础,面临参与渠道不畅、激励机制不足等诸多障碍,生态合作治理由此陷入困境。近年来,在我国一些生物多样性地区开展的协议保护(Conservation Steward Program,简称CSP)开创了政府、社区、民间组织共同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方式,探索出特许保护赋权、社区自治、生态补偿多元化、第三方监督、信息交流与协商等治理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协议保护对于创新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式与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巨大能量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现实的人”和“现实实有”的逻辑——马克思与怀特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之比较

马克思与怀特海把哲学的目光投向现实世界,立足有机论、整体论和过程论,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二元论的实体思维与抽象主体性,诉诸感性活动主体——现实的人和现实实有,重建了新主体性原则。马克思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基于实践观点、关系思维和历史逻辑强调主体对世界改造与认识的能动性与受动性、自律与他律、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寻求主体性与客体性原则的统一,最终将主体的主体性之生成与实践、认识以及价值评价内在地协同起来。怀特海则在有机宇宙论立场之下,基于泛经验论、泛主体论,认为任何可感的现实存在都是内在关系下现实实有这一终极经验主体的结合体,而拥有主体形式的现实实有的主体性显现借助摄入与合生,以客体性为前提,互为主客体——客体是曾经的主体、主体必将客体化,进而演进到主体间性的主体性原则。因此,马克思与怀特海既在存在论上超越了抽象主体,又在认识论上澄清主体认知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更在价值论上彰显着生态文明意蕴。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领导力、主动作为与收缩型城市治理——县域政府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启示

面对“城镇化洼地”和“收缩型城市”双重约束,青冈县在缺乏上级政策明确导向情境下,发挥代理人自主能动意识,系统把握自身情况后在“人的城镇化”方面开展了持续性的主动作为,其着力点和取得的成就与2013年以后所倡导的“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所提出的要求和目标高度相符,实现了该县“人的城镇化”过程中“理性扩张”与“精明收缩”的有效平衡。本文通过对青冈县“人的城镇化”这一案例三个发展阶段、双重制约条件和三个切面实践探索的综合回顾,探究了收缩型城市（县城）治理的样本,发现了政府实现主动作为的关键要素,将政府主动作为视为领导力驱动下持续探索有效限度和多元主体共治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发现揭示了在“自上而下”治理体制的约束性特征中,基层政府有着丰富的治理空间与治理可能性,更反映了收缩型城市治理环节的复杂、往复、交互性特征。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人”的城镇化——基于陕西省31个重点示范镇建设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人的城镇化,是地方政府解决以"人"为核心的保障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城镇化的关键任务。文章基于相关调研指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必须加快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合法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革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完善就业培训服务体系,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转移接续的政策,科学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