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TRIPS视野下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与限度性

知识产权对刑法保护的需求源于该领域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的权利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行为的弱谴责性与高收益性、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达成国际共识。但是,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亦有程度上的特异性:在价值目标上的限制是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衡平、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的衡平;在法律性质上的限制是恪守后盾法的刑法应是最后制裁法之原则;就介入的纵向程度限制而言,则应在适度观念下注重实证效果。     

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同时又必须是适度的。判断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否适度,可以有多个标准,其中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与其他部门法保护的协调性、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标准的衔接程度以及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性。     

论刑法上商业秘密的构成特征

刑法上商业秘密应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管理性四要件,其中,秘密性暗含新颖性要求,价值性为实用性所限制。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对这四个要件只能进行严格解释,故刑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小于知识产权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     

论刑法上商业秘密的构成特征

刑法上商业秘密应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管理性四要件。其中,秘密性暗含新颖性要求,价值性为实用性所限制。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对这四个要件只能进行严格解释,故刑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小于知识产权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     

侮辱罪构成要件中“公然”的理解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名誉权的保护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作为对名誉权保护的最后手段,具有谦抑性的特征,加之法益冲突的存在,因此对名誉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应作限制。侮辱罪中"公然"要件的设立就是合理限制刑法对名誉权保护范围的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对"公然"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究竟是"行为的公然"还是"结果的公然"存在分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通过具体分析"公然"要件的含义可知,公然应当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不存在"结果的公然"。此外,为了防止不当扩大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范围,还应限制传播性理论的适用。     

侮辱罪构成要件中“公然”的理解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名誉权的保护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作为对名誉权保护的最后手段,具有谦抑性的特征,加之法益冲突的存在,因此对名誉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应作限制。侮辱罪中"公然"要件的设立就是合理限制刑法对名誉权保护范围的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对"公然"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究竟是"行为的公然"还是"结果的公然"存在分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通过具体分析"公然"要件的含义可知,公然应当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不存在"结果的公然"。此外,为了防止不当扩大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范围,还应限制传播性理论的适用。     

我国性价值观的发展与性犯罪立法的完善

刑法规范是伦理性最强的法律规范之一,随着经济、行政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相应增加,刑法规范的伦理性逐步弱化,法益保护色彩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方向是:直面同性恋,明确卖淫含义,不对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进行限制;对与淫秽物品有关的行为不宜泛犯罪化,应当就其场所、内容、范围、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别;宽容对待隐私权,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增加性贿赂的刑罚制裁,严厉打击权色交易。     

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宽严相济

根据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问题分析,我国应选择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政策,在刑法谦抑视角下划定疏密有致的知识产权犯罪圈,对知识产权犯罪惩罚"轻轻重重",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注重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政策。     

我国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衡平思考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近年一路攀高 ,关键在于司法、执法的权利衡平 ;而在立法的空白地带 ,要求司法、执法真正做到公平、公允并不容易。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与认识论问题。有鉴于此 ,本文从WTO体制下的TRIPS协议、我国的现行法律与文化基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诸多方面 ,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权利冲突的衡平问题。     

风险社会语境下涉疫情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风险社会中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具有“半公开性”特征和“超个人法益”属性。风险社会里刑法针对危及共同体生活安全的风险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方式必然有别于传统的刑法,但不得颠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立场。涉疫情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当寻求自由与安全的价值衡平,在行为正当性的衡量规则中坚持优越利益规则,在刑罚目的的设置中突出一般预防目的。在此思路引导下合理划定涉疫情个人信息和采集主体的范围,采用单行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手段扩大和延伸刑法规制,将实害犯升格为危险犯,并根据行为对象进行类型化入罪。在侵犯涉疫情个人信息行为的出罪方面,应着重关注“被收集者个人同意”的限定使用、“去标识化”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以及公权机关的使用限制。应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遵循罪刑均衡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科学设计涉疫情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结构。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已经纳入刑事保护范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身的技术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对刑法定罪范围和量刑尺度做出适当规定。而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容易产生歧义,就其中“应知”主观要件的规定本身而言,应当属于过失犯罪。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整个知识产权犯罪体系来说,在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中规定过失犯罪则有失公允。建议将过失犯罪排除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之外,以维护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     

广义视野中的中国知识产权犯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日益严重和广泛。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为此,应确立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增加司法资源的全方位投入,加强国际合作。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情况与法律适用问题调查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实体法适用层面存在共犯认定规则不统一,单位犯罪司法认定存在偏差,知识产权犯罪交叉竞合定性差异较大,数额认定争议较大等问题。在程序法适用层面存在管辖设置不尽合理,调查取证困难,涉外程序规则缺失,被害人（单位）提供假冒产品鉴定证明的法律效力存在瑕疵等问题。有必要通过知识产权犯罪刑法解释的优化以及程序操作规范的完善,以应对知识产权犯罪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脱离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去讨论占有本身至于财产犯罪的意义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刑法上的占有本身对确定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并无实质作用,其作用仅仅体现为一种在对财产罪内部各具体犯罪进行分门别类时的依据.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缺陷与完善刍议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任务更加繁重 ,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也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时俱进 ,更新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 ;完善刑事立法 ,扩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范围是履行TRIPS协议的一个义务 ,也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重要基础。     

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知识产权进行刑事保护。通过对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的比较,能为我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     

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刑法解释

知识产权法与刑法有关"发行"的规定归属于两个问题(发行权与发行)、演绎为两种视角(权利解释与行为解释),这决定了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进行独立评价具有正当性基础。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实质内涵是将制作完成的侵权复制品发出。侵犯著作权的产品被非法复制后的首次销售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首次销售后,针对该批侵权复制品的批发、零售行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理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中,刑法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要确立恰当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理念：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