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暴力”入罪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案件为例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惩治软暴力犯罪中应当贯彻。由于软暴力尚未载入刑法典,司法实践中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仍须沿着规范评价路径,以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同时,根据成文法主义要求,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可用作说理论据,但不能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其溯及力可参照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加以理解。     

与时俱进应对“港独”“软暴力”

一国两制是成功的,但外部敌对势力为港独思潮提供温床。面对软暴力新形势,民主党派一员理应建言献策、与时俱进。出台维稳法规,强化中华教育,政治上为港籍青年提供更大发展空间至为必要。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新解——以解释“暴力”为基点

认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关键在于把握"暴力"的含义,"暴力"有其独特含义,它是指造成肉体的暂时痛苦而没有造成任何轻伤害的暴力的单纯暴力.以此为起点,文章具体分析了以故意伤害、杀人的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行为以及具有民族地方的抢婚行为的定性问题.     

论“权色交易”当入罪

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目的物的规定已经明显地滞后,无法适应贿赂犯罪的变化,而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也不相符。社会民意调查显示,权色交易犯罪化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因此,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的内涵需要修改,将包括"权色交易"在内的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归入为犯罪。这既是《公约》的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现实要求。     

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袭警罪以来,各地首例袭警案接连曝光。在司法实务中,对袭警罪中“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不同和对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理解的不同,造成了审判实践的差异,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何认定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行为便成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难题。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指的是通过“硬暴力”突然地攻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而不是通过“软暴力”、“缓和的”“非突袭性”的行为来阻碍警察执法。确定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与暴力袭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紧密相关。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和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前者系袭警罪保护的主要法益,而后者则为附随法益,而非次要法益。应透过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来检验“暴力袭击”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对袭警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做到合理合法地出罪和入罪。     

教师收受“红包”应当入罪处罚

近年来,学校教师收受学生＂红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所产生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社会民众,尤其是学生家长对之十分反感但又感到异常的无奈。教师收受＂红包＂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刑法）并未做出规定,但并不表明不应当和不会做出反应。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直接结果是被施暴者人身伤亡,构成要件结果是危及飞行安全,侵犯客体是飞行安全,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暴力包括一切足以危及飞行安全的暴力;在飞行中是指在空中飞行中,不包括在跑道上滑行或停止状态;严重后果是指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后果,不包括直接结果。     

我国“软暴力”袭警的成因与应对

我国当下的法律制度和警察权益保障理念没有对软暴力袭警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但实践证明,软暴力袭警严重损害了警察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信力,进而导致通过警察执法得以伸张的社会正义难以实现,并破坏了来自不易的警民和谐关系。其中,刑事立法不健全导致保障缺位,警察专业培训缺失导致应对缺位,媒体和网民的倾向导致舆论监督缺位以及法律意识淡薄导致观念缺位是我国软暴力袭警猖獗的主要原因。对此,可以从健全刑事立法以打击软暴力袭警,加强警察专业培训以应对软暴力袭警,加大正面引导以促使媒体、网民正视软暴力袭警,提高行为人的法律意识以预防软暴力袭警四个维度找寻可行的应对之策。     

“软暴力”的事实判断与规范调适

软暴力已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续造的方式进入规范表达之中,但是长期作为非规范用语的背景使其在规范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对应中仍然存在含义混乱和界限模糊的问题。事实层面上,软暴力表现为借助暴力暗示或组织暗示来展示自身的犯罪能力以实现非法目的。但就规范层面而言,暴力性或组织性却并非软暴力的必要条件,而是软暴力刑事可罚性大小的参考依据。软暴力作为一种违法犯罪手段,本身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故其入罪仍应遵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不能肆意泛化内涵或虚化外延,应通过司法适用的规范和自由裁量的平衡实现软暴力的正确认定。     

“人肉搜索”入罪刑法的价值思考

当下，“人肉搜索”愈演愈烈之势已引起多方关注，甚至有人大代表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提出应当追究“人肉搜索”的刑事责任。本文拟从“人肉搜索”的概念、功能及本质的分析入手，立足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对“人肉搜索”入罪刑法的合理性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之合理性探讨

近几年，拖欠工资现象比较普遍，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演变成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恶意欠薪”行为缺少刑法保护。解开“恶意欠薪”这一死结，让所有的劳动者不再受其困扰，就必须在刑法中设立“恶意欠薪罪”。这不仅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而且完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     

“醉驾不必一律入罪”之再分析

＂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引起了司法界较大的争议。文章认为并不是一切醉酒驾车行为都有社会危害性、应受刑法处罚性和刑事违法性,故并非一切＂醉驾＂行为都应该入罪。应当运用当然解释的方法使刑法和行政法相衔接,避免出现＂醉驾＂不受任何处罚或者处罚过轻的情形。     

“软暴力”违警现场警察执法语言应对探析

随着国家加大对暴力袭警行为的打击,近几年,暴力袭警行为正在逐年减少,特别是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袭警罪”,将暴力袭警的判罚刑期进一步上调以来,更是对暴力袭警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扼制。然而,正是这种环境使得“软暴力违警”现象逐渐增多,许多不法分子为避免承担违法后果,逃避打击,便采用手段相对柔和、方法相对隐蔽的“软暴力”阻碍民警执法。本文围绕“软暴力违警”的特点和类型,选择现场处置软暴力违警的执法语言应对角度展开研究和探讨。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医疗事故罪认定之我见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综合评定,并正确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规则、组成人员等方面亟待改革。     

“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之反思

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不具有刑法规范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至少缺乏全部占有其所主张数额的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益补偿要求不能简单评价为以“恶害”威胁;被敲诈者的“恐惧心理”缺乏规范支撑和现实意义.被敲诈者由于先前的失范性行为造成“行为实施人”真实、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的,“行为实施人”继而主张利益补偿的诉求行为,即便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主张,在排除构成其他诸如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例外后,应该在刑法规范解释的角度考虑将其做无罪化处理.事实上,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与被敲诈者之间妥协性、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是双方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带有民事协商和私法自治的性质,刑法规制并无必要强行介入.当然,“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否定性评价的结论并非绝对,需要辅以特定的规则限制,“行为实施人”利益补偿诉求应当以“一次性用尽”原则为约束条件.     

奸淫幼女应独立成罪

奸淫幼女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罪?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分立说,一种是统一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把奸淫幼女的行为纳入到强奸罪里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文章通过对奸淫幼女这一行为及其立法精神的考察,认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强奸妇女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奸淫幼女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该独立成罪。     

“恶意欠薪“入罪的维度思考

“恶意欠薪”何以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性质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我们一直是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当成劳务纠纷来处理的,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些拖欠民工工资行为性质的转化,民工缺少刑法保护与承包人抗衡,其结果只会使一些“恶意欠薪”的承包人有恃无恐。因此,本文将运用刑法的有关理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医疗事故罪认定之我见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综合评定,并正确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规划、组成人员等方面亟待改革。     

风险入罪的理性分析

风险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具有限定性、潜在性、广泛性等特征,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反映.作为风险的承担者,人类从功利主义或怀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所面对风险的哲学本质,通过制定法律以规范自身的社会生活,基于风险的哲学特征进行刑法的理念选择,对风险进行归类,努力将对于未知风险的假设做出一种合乎规范性的拟制,在风险防治体系之中确定刑法的地位,以实现对于实质“风险不平等”的平等化预防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