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与其所反对的“公共人”假设一样,都是一种极点式的人性假设,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必然存在限度。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来看,人性是介于绝对自利与绝对他利两个极点间,是一定条件下的“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线段式人性”。按照“线段式人性论”,公共管理中的人应是对多种利益权衡的“比较利益人”。     

论实践对人性的规定

经济学和管理学从科学的抽象性出发,提出人性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这种方法往往是将某种典型情况加以外推,形成普遍的人性假设,并进一步被“实在化”。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都只是抓住了人性的某一面,把某种人性与某种管理行为冠以简单的因果联系,脱离不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二元对立的巢臼。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看,人的实践存在性决定了人性处于动态生成中。实践的历史性决定了人性的复杂性。实践活动构成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场,复杂的人性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被确定,复杂人性的具体表现是依情境而变化的。     

人性假设: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认识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和"文化人",人性假设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向人性化回归的演变过程,但它们都未超越将人看作实现企业目的的手段。其实,人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人是丰富的集合体,人的需要是人性演进的内在动力。随着对人性深入全面的认识,加上生产力发展决定了人高度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全球化加速了对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迫切需要,产生了"全面发展的人"的假设,人本管理是以"全面发展的人"假设为基础,以人为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     

论基于人性分析的管理制度设计

在管理科学发展的三阶段中,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和应变理论分别是以“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为假设前提,因此管理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核心。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人是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统一,现实的人处在不同的需要层次。以这种人性假设为前提,适应当今社会的企业管理制度设计,就必须根据企业现实情况,把制度化管理与人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从“人性假设”到“以人为本”

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管理问题时,人性假设是个必谈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在管理学中还是在管理心理学中,都有对人性假设理论全面、深入的阐释与分析。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人性假设理论也决定并渗透在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对“以人为本”这一管理理念,无论对管理问题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经常挂在嘴边。由于二者均以管理活动中的人作为关注的焦点,它们便有了这种领域的共同性。但我们在理解使用这些词汇时经常会出现一些思维上的混乱。     

基于知识人假设的知识型员工引导激励模式

激励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传统的人性假设不适用于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是“知识人”,他们具有“利己性”、“公益性”和“理性”。基于“知识人”假设构建的知识型员工“引导激励模式”是:满足“知识人”的“利己性”,引导“知识人”的“公益性”,促进“知识人”的“理性”的一种模式。     

论三个代表的逻辑起点

文章以“逻辑起点”范畴为立论依据 ,从理论建构体系和历史决定论的角度论述了“党的性质”是三个代表的逻辑起点的合理性。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质的人性基础。     

论行政管理的伦理本质

人性，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使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特殊的伦理活动，并具有独特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的“仁治”和“法治”，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方式，都源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也总是从人性需要出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行政管理各环节都围绕着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和价值而展开。这是行政管理伦理本 质的人性基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建构和当代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属于哲学范畴,阐明了关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辩证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柯和黑格尔等人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提供了世界性视野,并推动唯物史观发展为世界性哲学,从而实现了其对于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资本批判为现实内容,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理论旨归,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逻辑出发,全面、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建构和矛盾,阐述了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代化的主要表现。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批判和建构不仅是我们当前认识“时代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和现实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