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结构与非正式权力运作——基于中国地方党政系统的考察

非正式面相的政治权力结构即为非正式权力结构。政治精英在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人格化色彩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关系。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微观基础在于政治精英的特质,精英特质的三种类型包括先赋特质、人格特质以及社会特质。人治传统、关系文化、精英的社会心理需求与体制环境是中国地方系统非正式权力运作生成的基本因素,由此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人格化的特征。而政治精英通过彼此的互动表现出合作、冲突与制衡的非正式权力运作形态。     

市场转型中城市精英实践逻辑与困境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精英的变化及未来走向问题引人注目。在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争论背景下,文章运用"实践逻辑"的思考方式,解释市场转型中精英的实践逻辑: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以及精英转型遇到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不是只有政治精英独占鳌头。而在精英阶层配置发生变化时,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互换频繁,并日益形成一个总体性联盟。这样随之而来的是精英阶层和底层社会的利益博弈,以及两级分化和社会断裂的危险。     

新加坡的制度反腐经验

新加坡反贪腐斗争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领导人有清除腐败的诚意和决心，并推行廉政立国的发展战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和精英治国战略，给予政府官员以很高的薪水待遇，以减少他们从事贪腐的动机；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家廉政立法和依法治贪工作，将廉政要求有效寓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精心编织反腐治腐的监控机制；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政治领导人以非凡的决心和魄力大力支持反贪腐机构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运作的轨道。     

精英角色与地方政府创新——以昆山张浦镇行政体制改革为例

精英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政府创新精英是拥有重要职务,掌握重要政治权力的领导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上层精英和下层精英,他们具有不同的权力和地位,在政府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上层精英可以为改革和改革者提供合法性、政策、权威和机会,下层精英主要承担整合、协调、操作职能,上下层精英联合构成了精英链,这是地方政府创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政治民主发展的政治文化分析

当前英国选举制度改革、新加坡大选以及中东政局动荡等一系列政治变革结果表明,政治民主并没有一个僵化的终极模式。各国家与民族会以自己固有的气质和性格运作民主制度。不同国家政治民主的确立、发展与巩固,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持,因而对待政治民主问题,应当秉持一种基于政治文化之上的现实主义态度。     

新加坡精英保“质”配套措施

精荚人才通过严格的程序步入政府机构，成为政府公务员，才是新加坡精英治国战略的第一步，如何保持公务员廉洁奉公，是关系到精英治国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如果公务员发生腐败将会断送人民行动党的前途，精英治国将失去人心，将会给新加坡带来灾难，为了保证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滥用权力，保持廉洁性，因此新加坡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廉政激励、监督机制，以确保精英人才“永不退色”。     

精英更替与党内民主建设——一种解释党内民主的中层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考虑列宁主义政党特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党内民主的改革需要在政治稳定和政治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的反思,推动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这表现在四个方面：党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主席制向总书记制的转化;党中央高层制度的调整和制度化;中央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和差额选举的推行;重大事务决策的渐进民主化和透明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来源于领导人的推动和领导人更替的政治动力。精英更替推动了领导人权威基础的转换、政治推出机制的形成和制度化以及政治规则的转变。这些变化将为党内民主近而是国家民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内部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深入剖析一国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了解该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精英和大众层面都存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文化三种类型的交织与分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应以培育和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以权利、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指向,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治文化整合与更新尤为重要。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传统德古:纠纷解决权威的式微

德古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世俗权威,是彝族习惯法最主要的传承者,彝区的绝大多数纠纷和矛盾都由德古依据彝族习惯法解决,德古是彝区最重要的稳定力量。现代社会,彝区纠纷解决的权威出现了多元化,与国家权力有关联的乡村政治精英、乡村派出所、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等都涉足纠纷解决,纠纷解决不再是德古的专利。彝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德古与国家权力没有关联,再加上其知识固有的局限性,解决纠纷的数量显著减少,解决纠纷的种类明显变窄,使得传统德古的纠纷解决权威式微。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绝非偶然,是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中国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发挥政治权威的主导作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精英组织纪律性强且政治上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又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独特品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新“热点”:新权威主义

近几年,尤其是1988年以来,在我国一些报刊上有人陆续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和主张:耍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实行“新权威主义”,或曰“强人政治”、“集权政治”、“精英政治”,政治民主化则应该缓行。诸如此类的见解,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现据笔者视线所及将此种理论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论和谐社会的话语宣传与社会认同

话语宣传与社会认同存在一定的张力。要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权威话语体系达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下三点必不可少:第一,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第二,完成乡村政治精英的角色转变;第三,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新形势下构建当今中国权威政治的意义及路径

当前再一次强调中央权威意义重大,再一次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阐明了必须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的过程中构建党中央的权威政治,在当今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威政治不仅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诉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首要方面就是党和政府的权威政治,因此,在新时期内、新形势下构建当今中国的新型权威政治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法治视角下: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主要建立在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上,这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权威的形成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法治基础之上的执政党的政治权威更是有民主性、合法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建设是加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关键。     

网络问政：虚拟的政治社区与公民参与新形式

网络问政是一种将互联网应用于政府问政的政治现象，与传统“精英问政”不同，它通过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分散将公民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对此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却限于内涵、特征、意义与问题等概括性描述，难以突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层次意义。通过理论剖析揭示网络问政如何与公民参与进行衔接，首先对网络问政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接着对社区理论的发展、应用及虚拟政治社区展开理论探讨；最后通过现实运作和公共领域阐释了网络问政何以从虚拟社区走向现实参与，而得以论述网络问政作为一种虚拟的政治社区可以理解为实现公民参与的新形式。     

论政治权威对法治的推动作用

在法治框架下政治权威对权力的行使受到法治约束 ,然而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治权威对法治推动作用却不容忽视。政治权威在阐释与传播法治精神以及对法治实践都起着独特的推动作用 ,缺少政治权威的参与 ,法治进程将充满困难与坎坷。对我国而言 ,政治权威对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与实践过程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和谐社会构建中人大的政治功能分析

人大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树立和维护国家权威,确保政治合法;实现政治秩序的良性运作,确保政治和谐;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机整合,确保政治稳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确保政治民主。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自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精英结构再造工程。针对"新乡贤"的产生可以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对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进行讨论,发现目前新乡贤有效治理的运作模式属于"吸纳性治理"的类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实现乡村治理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及其弥合——基于协商系统理论的分析

在民主理论中,精英民主有助于解决民主决策的效率问题,但往往陷入对大众的回应性困境;参与式民主重提大众直接参与的价值,却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立足于弥合精英和大众参与之间的张力,协商系统理论提供了协商民主新思路。协商系统理论以包容、依赖和分工为核心要义,不但包容了封闭的精英协商,形成了精英权威的技术统治模型,而且通过精英与大众相互依赖的互动机制,形成了精英权威的民主模型。在此基础上,协商系统通过"双轨制协商"以及"目标议题——手段"分工两条路径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关联,弥合了两者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