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文化对科学形成及发展的影响

科学是一种文化,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形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两种范式的根本特征。文章主要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析其对中西两种不同范式的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社会建设与建设现代社会体系

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历史—社会大格局是中国从循环的历史转向进化的历史、从具体的社会走向抽象的社会,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社会责任是建设现代社会体系,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的核心进程是社会资本重建、培育公民社会和建设有限政府。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及其意义——读《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

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西方学界的主流。在实证主义哲学视野中，科学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科学知识是系统的、实证的、绝对正确和一元普适的知识；科学的历史是不断趋向真理和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观和科学观的文化背景下，     

张丹阳:藏家新生代简

80后的张丹阳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沉香收藏家。与上一代沉香收藏家不同，他将沉香置人中西方融合的语境和科学体系之中，从而使中国断代百年的传统沉香文化开始了与西方对话的可能。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社会文化解析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本质上源于现实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冲突。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中国关系本位文化导致了不同的网络政治行动逻辑。因此,转型社会时期的中国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在从线上向线下转化方面受传统文化背景的限制,其一是中国人社会行为中"私"的核心特质导致线上的政治参与活动虽有较大的舆论冲击力,但在线下的组织发展方面却因为社会信任危机而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其二是网络对中国社会文化中原本就有的脸面分离现象具有进一步的分化作用,因而无法对社会民主政治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冲击。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新审视

随着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结构变革引发的利益调整,中国从经济政策时代进入到社会政策时代,因而建立与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由于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并试图以此为核心建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本文从其基本内涵出发,分析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其理论和国内外实践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也不足以应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社会政策课题。为此,本文提出贯彻综合社会政策的投资性与维持性的新发展主义政策取向,坚持社会正义的原则,确保更大比例的社会投入,实现社会福利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     

从知识科学观转向智慧科学观

从近代科学诞生至今，人们大体上一直沿袭的是经典科学时代的科学观，即经典科学观或传统科学观。经典科学观质而言之是知识科学观：它只看到科学的一个维度，即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而无视或轻视充满情感和价值的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即使在所看到的知识体系维度内，它也把着眼点放在刻意追求科学知识上——甚至更为狭隘地只特意追求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即实用知识——而对科学知识中蕴涵的思想精髓、精神价值和人文意义视而不见。     

风险社会的现代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是现代性的批判、观照、审视、反省的产物，对风险社会的审视应放置于现代性理论的架构内进行。从知识论上讲，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科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从实践论路向上看，风险社会是由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所致；从价值观路向上看，风险社会由启蒙理性的价值观念所致。     

和平崛起屡被误读的深层原因

以西方国家的争霸史、西方文化背景、西方殖民体系和古代封建皇权来看待中国和平崛起,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近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行战略重心转移,遏制中国的态势十分明显。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试图乘机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在中国维护海洋主权的坚定决心面     

从法律体系走进法治体系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是法治进路的内在规律,是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是法治中国的现实任务。宪法至尊、民主政治、立法科学、法律权威、保障人权、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构成法治体系的核心要素。推进法治体系,必须系统把握法律规范与多元社会规则、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     

东西方企业文化比较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东西方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上的共同点都是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特征。但是,由于各自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背景不同,在     

“社会”范畴的多维向度

一些西方学者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出发,对"社会"范畴界定有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观点,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观点从局部上都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然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考察"社会"范畴,在广义层面上超越费尔巴哈的类——社会概念,揭示了社会是一个系统,在狭义层面上超越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决定国家。马克思对"社会"范畴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合理的阐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范畴的正确理解,不仅应重视西方学者社会范畴的启迪作用,更应以马克思"社会"范畴理论为指导。     

文化礼堂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范例

四年来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上作出了走在前列的创新探索,以来自浙江乡村大地的社会实践,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2013年至今四年来,从试点先行、全面推开,到提质扩面、打造品牌,截至2016年底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家。     

中美公、私立学校教育体系比较与思考

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两大教育体系，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人们的教育体系观念异同。本文从受教育者的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对中美公立与私立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了比较与思考，深入论述美国的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观念不同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教育市场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封闭而低质的教育是无法在世界竞争中取胜的，教育的好坏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如何改进我国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托出法治中国顶层设计

一、四中全会托出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线是“法治中国”，整体托出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清晰构想法治中国的远景。今天的中国，已经告别无法可依的年代。事实上，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已基本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人类学语境下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研究

对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也是社会人类学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方人类学和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成果以达致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整合模式的认识。文章认为,亲属体系与市场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社会结构维持稳定的两种基本的分析模式,而民间信仰是解释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整合的结合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本土学者则主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宗族功能及其符号象征在村落社会整合中的文化意义。     

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是应对诚信缺失的制度安排,当前也具备加快推进的基础条件。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应由社会诚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诚信规章体系、社会诚信宣教制度体系构成。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应以个人诚信领域、商务诚信领域、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领域为重点,在方法途径上要放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大系统中去考量和谋划。     

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

<正>一、科学与政治科学和政治或者说知识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系。我们可以用很多标准来区分不同的文明,比如说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区别,我们通常讲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其实如何看待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也应当是区分一种文明的重要特征。知识与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科学和权力,二者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权力,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离不开科学,肯定影响科学。在中国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是欧洲来的,     

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内涵与发展方向研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历史发展的视角

从我国社会救助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目前社会救助制度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制度虽然实现了综合救助与专项救助相结合、长期救助与短期临时救助相结合,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探索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努力方向,包括实施积极的救助,树立救助过程中的公民权利观念,科学确定救助对象和水平,提高救助的专业性,动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等。     

关于构建我国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较好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当前，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新形势下，建设作为整个和谐社会“安全网”和“减震阀”的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如何从国情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普惠型社会救助体系，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