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治生物安全危机

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对生物安全危机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除突发性大规模疫情、生物恐怖袭击:外来物种生态入侵等生物安全自身风险外,一旦生物安全风险突然袭来,决策时间紧迫、处置资源挤兑、信息传递混乱等,可能进一步放大生物安全危机。     

在危机应对中拓展改革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使人类面临生命健康和经济衰退等多重风险,中国也面临着经济逆风重启的艰巨任务。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但在危机应对中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腾出了巨大的改革空间。抢抓"危中之机",实现发展方式新变革。每一次危机都蕴含着一次机遇。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生物安全

当前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维护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本文探讨了生物安全内涵特征、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通过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考,树立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构建生物安全的法规体系、应急管理网络、军民一体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命运与共共克时艰

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蔓延,形势严峻,不少国家陷入危机之中,面临巨大挑战。面对危机和挑战,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合作,是世界各国对抗疫情、化解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唯有团结协作,方可共克时艰。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面对风险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其外,独善其身。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合理性分析

概括分析了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特征;结合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与收益评价,探讨了各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得出: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考虑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无视其存在的环境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禁止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防范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把其收益也完全放弃了,是过犹不及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意识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特殊性,不能事后补救;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取得转基因作物收益,能够兼顾风险与收益.由此,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不合理的,而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合理的.     

后疫情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展望

后疫情时代,相比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最早控制住疫情,拥有先发优势,但是中国依然面临着消费萎缩、国际贸易投资萎缩、贸易价格波动、主权债务危机等诸多风险;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境外投资、推动价值投资的发展契机。想要化解这些风险并抓住发展契机,就要稳妥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稳定市场和公众预期,积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推进政府财政模式转变,这样才能让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疫情会否引发新一轮欧债危机

冠肺炎疫情扩散冲击全球经济,相应的金融与债务风险链条传导仍在延续,欧洲尤其意大利很可能成为其中最为脆弱的一环。金融市场大规模突发性冲击、借贷成本与国债收益率螺旋式上升,以及债务违约风险增加,为新一轮欧债危机埋下隐患。     

加速升级生物安全体系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将我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英美两国相继发布了《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国际生物安全战略形势已经走向新阶段。在严峻的生物安全威胁面前,亟需把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加快推进。     

协商民主视角下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治理探讨

从2002年SARS疫情发生到去年的"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从发生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全国上下已建立了应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体系,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完善。试着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治理路径,阐述了协商民主理论原理,概括了协商民主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治理中可能的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阶段、程序、主持人和方法四位一体的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生物安全时代的治理之策

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 当前,生物安全作为全球复杂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国际社会和中国均面临更趋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个别国家片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从而难以消除体系性对抗和生物恐怖主义的根源;重...     

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人为事故、恐怖袭击、流行疾病等公共危机,是现代社会经常面对的挑战。在我国,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到2008年的冰冻灾害,还有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使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事件成为亟需解决的公共治理问题。在这些公共     

后疫情时期城市轨道交通风险防控对策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危机事件。城市轨道交通在常态大客流的影响下,在疫情时期易引发疫情传播、交叉感染疫情等问题。各地城轨机关针对自身情况制定了防控措施,促使城市轨道交通的风险防控机制整体转型升级,有效遏制了疫情的传播与蔓延。进入后疫情时期,有专家指出“疫情或长期存在”。长期处于威胁情境下会造成大众长期或者永久性的情绪、生理及模式的损伤,因此需要公安机关与运营部门协作,在权衡公共安全与运营效率的基础上,对部分非常时期措施进行“脱敏”处理,使其成为后疫情时期的常态化措施,在保证公共安全的基础上,能够将大众的心理压力维持在可控状态。     

高校突发聚集性疫情的危机响应

SARS和甲型流感等聚集性疫情的爆发,向人们发出了高校流行病防控工作的警讯。高校危机响应环节是整个高校危机管理的核心,而高校危机响应的基础是信息管理。结合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干部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中的具体实践经验,具体阐述在突发聚集性疫情中如何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制度和流行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管理系统等先进技术手段,来保障高校危机响应系统的顺利运行。     

“千手观音”何时“一键智控”

大数据为风险人群精准画像、疫情“战况”实时动态传送、社区微脑智能防控、医疗物资供应线上预约配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5G、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快速响应的“特种兵”,数字治理在危机应对中各显神通。     

论突发公共事件

现代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公共事件和风险。例如,地震、水灾、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海难、空难、火灾、爆炸、放射性物质泄漏、大规模断电等重大事故,各种传染病和疫情流行等公共卫生突发公共事件,恐怖主义袭击、暴力冲突、社会骚乱乃至战争等社会危机事件等等。突发公共事件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     

疫情防控与上海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现代化

抗击疫情的"上海模式",可以概括为"党建+系统化、法治化、网格化、专业化",即党建引领的"四化一体"模式。为推进后疫情时期上海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建议进一步优化国际化大都市公共危机应急体系,完善以社区为"根据地"的疫情防控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危机"全民化"应对能力建设长效制度,以及加强制度化开展城市公共危机研判评估和专项推进工作。     

试析中国企业的危机成因

关注中国企业的潮起潮落,风险和危机始终困扰着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如何回避风险、应对危机已成为管理界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面对大量企业失败的现实,必须从外部环境、内部管理及危机本身的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为企业在今后的激烈竞争中能够正确识别风险、避免危机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议调整疫情风险等级中“低风险地区”评定划分及命名

近期我国的疫情防控不断出现新态势,一点连多线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按目前常规做法,一般根据局部地区疫情发生情况,将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划分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及"低风险地区"。其中"低风险地区"特指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地区。在同一城市中,可存在高、中、低风险地区并存的情况。     

在疫情防控中增强抗击重大风险的能力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伟大斗争实践,提供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生动教科书和历史启示录。党中央把握风险规律,判断准确,果断决策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疫情防控总体战全力推进,国家抗击重大风险能力经受大考。要从疫情防控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强大能力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