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的动因与特征

数字经济的安全化逻辑表明,权力属性是此种进程的根本驱动。“安全化”标签能够提供观念性的“特殊权力”,数字经济则能提供物质性的资本权力以支撑“特殊权力”落地,而由数字资本权力统合的数据权力和技术权力则是数字经济权力属性的重要来源。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正是围绕权力要素生成,大国数字权力争夺掀起对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的重视,东南亚受到波及后借势寻求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期实现区域自主,东南亚域外大国与东南亚域内国家间的数字权力二元张力则进一步推动该区域数字经济安全化的演进。为获取物质性权力以确保安全化逻辑成功和“特殊权力”落地,各方势力着眼数据规则权力、技术优势权力和企业资本权力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问题的持续发酵,致使5G设备选购偏好成为政治站队“信号”,数据跨境流动笼罩在安全疑惧阴霾之下,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走势亦难有转圜空间。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北大核心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今天,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新零售""新制造"等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日常,并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金砖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数字金砖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鉴于数字经济发展本身特有的规律特点,金砖国家在深度合作方面也面临现实挑战,特别是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突破国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以及数字巨头权力过度扩张对国际格局带来的影响等。在今后合作路径方面,金砖国家间可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不断磨合彼此的差异和分歧,共同探寻数字利益增长空间,携手开启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数字经济新未来。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后追赶时代的日本经济与中日合作北大核心

日本的GNP于1968年超过前联邦德国,跃居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二位。1987年,日本的人均GNP超过美国,产业结构和技术装备已经跻身发达国家前列。至此,日本已经走完经济追赶阶段,新的发展时代已经来临。泡沫经济的膨胀及其破灭,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证明：追赶型的发展模式在日本已经过时。     

欧盟数字欧元的实践进度及前景北大核心

近年来,欧盟积极开展央行数字货币实践,加快确定数字欧元法律框架、稳步推进数字欧元路线图,并取得显著进展。欧盟加快推进数字欧元战略具有多方面的意图,包括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单一市场建设等,也是为了应对数字货币时代货币主权竞争、提升欧元的国际化水平。数字欧元在正式发行前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多重目标难以协调、内部数字环境一体化程度低、金融风险应对机制不匹配等。今后,如何实现平衡发展和妥善应对问题,将考验欧盟的政治决断力和意志力。     

日本供应链安全政策动向及评估北大核心

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试图构建“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一是培育国内供应链竞争力,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二是完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体系,与美国双多边合作不断加深,陆续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支点;三是推动日企完善抗风险能力,包括“业务可持续计划”(BCP)、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日本追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外因是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内因是产业竞争力下降、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实质是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竞争力提升,更离不开开放的全球化和中国市场。中日关系稳定不仅对双方有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气候变化对墨西哥国家安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气候变化导致墨西哥国土面积减少、国土质量降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挑战,并导致墨美在移民和边境安全方面的摩擦;影响农业以及粮食安全,并可能因为政府不恰当的气候政策影响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此外,气候变化还导致墨西哥水资源短缺,使之成为重大安全挑战之一。极端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民众安全产生伤害。墨西哥政府始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对待气候变化议题,并积极寻求各种应对方式。     

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已有的竞争秩序,加速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重塑,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发达经济体从抢占国际数字市场、争夺数字科技优势地位、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自身的竞争力,谋求在国际数字经济竞争中抢得先机。中国应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道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处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分歧,推动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中美数字科技博弈中的欧洲策略北大核心

欧洲在数字科技领域目前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短期内尚难与中国和美国抗衡。在中美科技博弈加剧的形势下,欧盟和欧洲国家基于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理念等因素,采取了相应策略。其一,从平衡策略逐渐转为倾向于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其二,强调“技术主权”,增强欧洲地区的技术能力和控制力,主要措施有:在数字科技领域加大投资;保护数据安全,促进单一欧洲数据空间的形成;根据欧洲价值理念制定具有影响力的规则。欧洲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体现的趋势和影响值得重视。数字科技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数字科技监管规则的价值理念色彩增强,存在形成技术联盟的可能性;技术竞争和规则竞争日益激烈;保护主义趋势更加明显。对此,中国需要认清形势并积极应对。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权威既非构建于利益交换关系之上,又不依靠强制胁迫的方式来维系,而是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规则路径赢得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权威可划分为知识型、监管型、辐射型与借力型四种类型,不同技术权威类型之间可通过技术跃迁与市场规模拓展来实现转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不同技术权威类型的国家分别通过实体路径、市场路径、制度路径与联盟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巩固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直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scholars frequently use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ntribute to theory-building, but we could get greater value from them. Single case studies are actually a family of research designs: the disciplined interpretive case study, the hypothesis-generating case study, the least-likely, most-likely, and deviant case studies. The method of difference employs comparison and attempts to eliminate rival interpretation by choosing two or more cases that match in important respects. These methods enjoy several inherent advantages relative to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they suffer from several disadvantages. Neither family of methods is sufficient. The two complement one another and ultimately must be combined.     

后危机时期电子商务国际协调与中国对策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带来许多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在一国内得到解决,需要各国的协调一致行动。现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在电子商务的多个领域展开协调,有效防止数字鸿沟的继续扩大,为电子商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保证了交易数据安全,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也取得积极效果。中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应采取积极措施顺应电子商务的全球发展趋势,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