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规划区违建执法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能力的视角

既有理论框架难以全面解释违建执法的困境.实际上,违建执法的困境反映执法领域国家能力的不足.从执法的结构和过程看,国家能力不足表现在多个层面:执法机构的"孤岛现象"普遍,不同机构之间难以有效合作;一线执法人员的素养欠缺,且其工作难以被执法机构有效考核;执法人员在进入社区空间、处理执法事务时受阻严重.由于国家能力的不足,执法人员常常接受执法对象的讨价还价,违建执法表现出"日常惰性—专项治理"的循环结构,强力执法与违法不究处于共生状态.改善社会治理,需要在执法领域强化国家能力,需要从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等多方面着手.     

经济全球化与行政机关执法商品化问题研究

行政机关执法商品化现象是制约当前行政机关严格、公正、高效、文明执法的重要因素。执法商品化表现形式多样，社会危害性大，产生原因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利于限制政府权力、强化民众权利观念、增强政府责任意识和提高政府程序意识，从而为遏制和克服执法商品化现象提供了强大制约力量。     

法治政府视野下执法协作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跨领域跨部门治理事务日益增多,执法体系需要加强横向的职能协同和整合,以执法协作来回应日趋复杂的治理需求。经验显示,执法协作广泛存在于治理实践中,它不仅是基层治理中心工作的重要推进方式,而且是联合执法和执法协助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执法运作模式,执法协作在不断发挥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制度保障、职能结构、体制生态和社会条件等方面面临困境。执法协作困境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反映出法律执行在制度、机制和体制层面的短板,折射出政府法治整体生态的现状和不足。执法协作建设应当面向法治政府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整体政府建设完善行政法治生态。在整体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相融合的主线下,坚持执法体制改革、执法制度配套、执法机制建设、执法理念革新并举,是可行的执法协作建设路径。     

人民警察执法权益保障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如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对如何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研究甚少,人民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警察队伍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社会、组织和政府、个人、立法这几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从而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权益,间接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执法现状思考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存在着诸多执法困境,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执法现状,分析其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法制宣传和执法监督等相关对策。     

柔性执法与社会组织监管机制的创新

柔性执法的理论依据在于法律正当性、政府目的论和权利本位。柔性执法对于社会组织监管的价值包括五个方面:对刚性执法的有益补充,提升行政正当性,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民主,减少行政纠纷。柔性执法在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形式包括行政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合作式行政执法、行政指导。     

突破执法合作困境的治理模式辨析——基于“三非两违”治理经验样本的分析

执法合作困境源于"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体制和一线执法主体组织位置的特定性。执法协同模式在党政体制内统筹执法资源、促进执法合作,但具有明显的法治缺陷。执法体制改革推行的综合执法模式,尽管回应了基层法治的制度需求,却存在权责配置不合理、执法管理不到位、执法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架构下,从制度层面提升执法合作能力,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支撑综合执法,为专业执法部门设置前置执法和执法衔接上的法律责任;整合次级执法单元,以执法奖惩机制提升执法激励,以执法规范化管理降低执法行为的法律风险,以执法信用制度和治安信息联通机制解除警力依赖;嵌入政治化的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党委领导综合执法的法治化。     

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一个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讨论,学界聚焦于集体行动的自主机制,较为忽略资源的属性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的差异。借助情景化拓展的IAD框架,论文考察了江西省Y县农村宅基地改革,发掘和讨论中国情景中普遍存在的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逻辑。财政和组织资源的局限,决定了县级政府不能直接而全面地主导村庄层面的操作,转而以较具弹性的制度嵌入、涉农项目的导入、组织赋权激励以及村庄发展话语等策略,激活和引导村庄自组织的自主行动。村庄共同体强关联特性和内生凝聚力,配以县级政府的行政赋权,成为社会自组织主导的改革动能和绩效要因。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宅基地改革,本质上是具有较强封闭性特征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完善多层级的治理结构,并强化基层自组织的自主行动能力及其可持续性。论文从公共池塘资源的类型属性差异性切入,辨识中国场景中该类资源存在的较强封闭性特质,把研究焦点从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扩展到其他相关主体及其行动逻辑,并立足基层实践对IAD框架情景化拓展,从而增强中国情境下治理经验的理论解释效力。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现象是作为执法主体的国家或政府面临情势变化，运用剩余执法权以保证实现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选择性执法尽管在转轨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弊端已经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日益凸显，包括对人们预期的扰乱，执法代理人的渎职、腐败，对执法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阻碍等等。在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之际，消除其自我强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迫在眉睫。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走人权保障与行政执法有密切关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在现代行政执法中,执法文明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法治化的要求。政府工作应在法治化目标下,加强行政执法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权。     

法律规避下的契约私人治理研究——以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为切入点

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这些现象频繁引发的安全事故和社会纠纷,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考虑法律对策的时候,不仅需要从外部视角研究如何强化法律实施机制,如进一步细化立法、增强法律监督、提高当事人责任标准等;而且也需要从内部视角研究违法分包契约当事人如何在规避法律情形下完成契约私人治理,因为正是这些契约私人治理机制促使违法分包当事人得以逃避法律监督进而实现不法目的。简言之,对于违法现象的治理,我们首先应当主动深入敌后,了解违法者的内部堡垒,之后才能对现有法律机制的缺陷进行反思,最终有针对性的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随着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显现,治理型政府取代管理型政府已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执法理念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管制范式下的干预性执法、惩戒性执法、自卫性执法、专断性执法等理念需要转变,给付性执法、恢复性执法、履职性执法以及参与性执法等理念将逐渐形成.     

当前行政执法监督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实施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但目前尚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大的监督缺乏有效性,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作用有限,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司法监督流于形式。对此,应采取强化人大监督,对内部行政监督制度进行改革,增强社会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司法监督的效能等措施加以完善。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

乡镇政府是我国政权体系中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最基层单位,其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在农村的贯彻和执行,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和农村社会的和谐。本文通过对福建省龙岩市部分乡镇和部门的调研,并在龙岩市委党校乡镇长班、乡镇人大主席班、乡镇党委组织委员班等班次进行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状况、存在的困难及原因,由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对策。     

城管执法中的行政强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带来各种成果的同时,对城市生活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期待着政府的服务和管理在硬件及软件上都能“更上一层楼”。即对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问题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城市管理中的矛盾日渐突出。甚至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本文着重分析了强制法的出台给城管执法①带来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如何应对实践中城管执法存在的行政强制问题．以期找出解决对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初探——以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领域为例

针对当前广州违法建设行为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强化行政执法的同时,有选择的使用刑法手段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打击,分别从违法建设行为本身、阻挠违法建设执法行为、违法建设相关监管部门渎职等三个角度入手,提出使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暴力威胁阻挠执法"、"玩忽职守"等共计20余个罪名对违法建设定罪量刑,形成打击违法建设的合力,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势头。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土地执法实践呈现“摇摆现象”,即有时执法有效,有时执法失灵。执法摇摆现象的发生,并非完全因为法律不完备或者土地执法部门能力有限,还在于中国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在中国国家体系中,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在中心工作完成过程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不同中心工作的建构,导致土地执法效果可能有效也可能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集中体制本身的分化,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目标重点的不同,也使得土地执法效果更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