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理由的历史逻辑

生命是共同体存在和治理的底线理由。每一个人的生命存续和繁荣,既是人类构成共同体的历史动力,也是共同体治理的原初理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中一切生命主体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索取和创造的平衡中维持人类与自然界共在的条件。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个体又与他人的生命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互为健康发展的条件,但是在过去一切基于私人占有和私人利益的共同体形态中,生命的价值并不能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提供了重构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道路的方案。始终面向人与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在当代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向人类展示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统一的发展方向。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过渡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

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迈向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成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性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方案,开辟了人类构建美好未来的崭新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网络空间治理研究

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解决全球面临的网络空间治理难题,不仅基于世界各国面临网络空间治理困境的现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继承与发展。它摒弃了以往的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等对话模式,倡导国与国之间采取互商互谅、共建共享、开放包容的对话方式,来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网络空间治理难题,是新型的全球网络治理理论,这为当今世界网络空间治理提供良好的范式,也为其他方面治理困境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广泛兴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着重阐述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战略,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明确了目标方向。学界主要围绕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底蕴、历史演进、主体凝聚、阻滞因素及破解策略等进行探究,并从多维视角提出了诸多初具学术价值的思想观点。本文梳理和审思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困境与不足,着重凸显了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把"真正共同体"描绘为摆脱了劳动异化和利益冲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共同体、国家虚假共同体的扬弃与超越,其形成基础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物质利益的所谓普世伦理或准宗教信仰,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断定:拥有共同利益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核心纽带;调控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是虚假共同体的出场语境;消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是"真正共同体"的实现路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进路。     

穿越共同体的幻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四维诊断

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诊断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从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共同体进行诊断:从国家共同体看,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只是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徒具共同体的外表和形式;从货币共同体看,资本主义货币共同体是一个由交换关系结合成的弱共同体,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实体,作为一种外在的、偶然的东西独立于个人;从资本共同体看,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凝结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通过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单个的劳动者锁在资本共同体上,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从自由人联合体看,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都不能保证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反而是个体自由实现的障碍。     

社区公共物品与社区治理--论城市社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在既有的政府垄断性供给体系下,社区普遍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满足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众多的创新实践中,"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本文遵循社区治理的理念,尝试将其深化并落实到体制层面,提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社区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并建议首先在"危改回迁社区"中试点.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论社区治理视角下的智慧社区的发展

智慧社区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新模式。论文首先分析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现状,提出智慧社区是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其未来发展要实现以技术为中心到以技术为人服务为中心的转变;然后基于深圳宝安区智慧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提出了智慧社区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自治的思考

居民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应努力突破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瓶颈,着力重构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创新自治参与制度,开发自治资源,完善自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政党整合型熟人社区治理：老旧社区治理模式探索——以Y市D社区为样本

老旧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大难题。集体危害品累积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复杂产权结构与群体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老旧社区治理的复杂情境。Y市D社区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治理结构、设立多元自治组织激活社区公共精神、创建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等,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逐步摆脱老旧社区治理掣肘,打造出一种政党整合型的现代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熟人社区是在基层党组织的整合中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共同体,基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老旧社区治理中推广该模式,需要在目标框架中遵循其实践逻辑,吸收典型经验进行自主化探索。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