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新乡贤”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成长出一批有知识、有资财、有道德、有情怀的"新乡贤",并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离不开当代"新乡贤"的广泛参与。为此,必须着力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完善工作机制,建强"新乡贤"队伍,多措并举,大力促进"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进程。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统一

对于治国理政,无论是"传统德治""现代法治",亦或是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显著作用。由于传统德治在较长历史中施行"德主刑辅""以上率下""家族自治"等治理范式,以致"德法依存""德法背离"矛盾性共生共存。在当前治国理政实践中,依然需要"德法统一"或"德法互动"的治理方式,这也是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梳理及认清"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相统一的问题,探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网络社区的支配类型与治理模式

网络社区的秩序来自于网络社区中各种力量博弈形成的动态均衡。这些力量以支配的方式影响网络社区的格局。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卡理斯玛型支配对应德治,传统型支配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国家立法对应法治。网络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社区内多种支配力量的协同,而各种支配类型不同形式的组合也将构成不同的治理模式。网络社区可分为一般互动型社区、公共任务型社区、交易型社区与专业型社区。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社区,我们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功能与特点,探究最适合的力量均衡与最佳的治理模式。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关于井研县加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治理有效需要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让农村社会和谐有序。目前,井研县基层治理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要进一步加强井研县的基层治理,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顶层设计;立足地区发展,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以法治为保障,建立基层治理规章制度;以自治为基础,激发基层治理内生活力;以德治为先导,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的科学方略。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地实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首要问题。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明确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时。也要认识到德治建设的重要性,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的扬弃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确认构成垄断的原则有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种;而且,本身违法原则具有缺陷,因而被合理原则所吸收,从而从两个原则对立的二元分析模式逐步转化为不同层次的一元序列分析模式。我国目前反垄断司法中,主要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但最终也要由二元分析模式向一元序列分析模式转变。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谈谈我国当前法治与人治的交锋

当前我国在全面推崇依法治国 ,一方面法治的观念在扎根 ,另一方面人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法治与人治的交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法治的进程不会因此而滞留不前 ,它作为一种历史的潮流最终势必取代人治。而我国在法治的进程中需要作出许多的努力 ,包括外部环境的优化和内涵建设的加强。     

科斯定理在侵权法制定中的应用

科斯定理认为 ,交易成本的高低对权利规则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交易成本较低 ,权利的原始配置就不会影响太大 ,因为当事人会自行重置 ;但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 ,一般会保持权利的原始配置状态。科斯定理不仅是经济学原理 ,在侵权法领域也大有作为。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哲学思考

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追溯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 ,分析了现代治国理念区别于传统治国理念之处 ,阐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德治”和“法治”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必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