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建设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条例>在保障促进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也将推动上海的金融法制环境建设步八了深化的阶段.     

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聚焦《陕西省地方金融条例》

3月24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地方金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我省首部地方金融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     

如何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质量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我国现阶段,自治州、自治县是不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主要是在"变通"和"补充"上下功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法律问题研究——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

法治创新是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涉及投资、金融、法律等多个领域,其中最核心的是建设一个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要按照中央要求,在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过程中,制度创新要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和可升级性。在制度创新中要注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自贸区法治如何依法突破既有规则,根据“国家战略”定位进行法治建设,地方立法应有所作为,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体系,注重建立健全争端解决机制。     

自贸区金融创新中的律师服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改革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看点。我国"一行三会"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全力支持金融创新,已出台51条金融创新举措,紧密围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交易和外汇管理制度创新等。自贸区运行以来一线放开和二线严格管理的宏观审慎的金融框架制度和监管模式基本形成,自贸区金融创新中离不开律师的专业服务和专业支持。一、作为自贸区金融创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融资租     

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与协调——以上海口岸综合管理地方立法为例

《立法法》规定的执行性、地方性事务和先行性三类标准,可以大体解决我国省、区、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行使空间问题。但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划分却非常复杂。上海口岸综合管理地方立法的实际说明了这一点。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上海口岸在发展规模和水平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上海口岸综合管理亟需立法,该项立法存在着地方立法的空间,也包含着一些中央与地方立法事项交织的领域。通过讨论上海个案,可以提炼出中央与地方立法事项划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地方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特别授权立法配置的合理性以及地方立法能动与特色的重要性等问题与结论。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现代国家建设视角下蒙藏委员会制度简论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主管蒙藏事务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事务机构或边政机构,也不是单纯的中央行政主管机关,其施政对象为"蒙藏"地区,其制度使命是:在训政体制下革兴蒙藏地方行政,扶植蒙藏民族自决自治,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目标;而其职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中央层面针对蒙藏各项行政革兴计划发挥决策设计、组织协调的作用,二是代表中央政府指导、监督乃至直接举办蒙藏地方行政。然而,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缺乏有效的民族政策,蒙藏委员会的机构地位和职能要求不匹配,对其他中央职能机构缺乏约束力,其决策协调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另一方面,由于蒙藏地方行政制度的特殊性,中央权威对地方控制的乏力,导致改革职能无法有效贯彻。由此导致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改革一举解决蒙藏问题和推进国家建设的目标未能实现。     

上海自贸区:区域法制现代化的新模式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挑战的重要举措,是以区域法制现代化推动法制变革的又一创举,将为中国建立区域经济法制监管新模式提供思路。上海自贸区在区域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应理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厘清投资自由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风险防范间的关系。展望上海自贸区区域法制现代化,其管理体制、海关监管和优惠政策应为未来立法的重点内容,而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则是司法的重点内容。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政务微博蔚然成风

中央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是地方政府官方微博集体亮相的原因之一。中央外宣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在《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署名文章,积极呼吁开展微博问政。而地方政府也在各自尝试"微搏问政"的社会治理创新。2011年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在新浪正式亮相。这个名为"上海发布"的微博,在上线首日的粉丝数就超过了14万人。"上海发布"首日共发布了14条微博,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     

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中央权力行使指南”的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中央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的理念。在以法治路径推进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国两制"的实施,以及大湾区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战略要求,中央权力易于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越位,即突破宪法、基本法等法律,逾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限;另一方面,中央权力易于缺位,即过分强调地方自主协作,忽视中央权力的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大湾区建设中有效实施,做到中央权力不缺位、不越位,有必要结合大湾区建设所涉及的事项,根据地方推进该事项的意愿与权力,将这些事项分为四类,依据宪法法律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权力行使指南",明晰中央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法治路径。     

立法

一批法规及规范性文件12月1日起实施旨在加强保护我国气象设施、气象探测环境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为推动中央金融企业廉洁从业而颁布的《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为适应期货业进一步创新、发展需要而修改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自12月1日起施行。     

关于中央与地方法权限的划分

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体制,探讨了中央的专有立法权,列举了政治、经济、重要行业管理、民事、商事、刑事、司法、国防、外交等方面应由中央立法的事项;探讨了地方立法的特定领域,认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市政、环保、旅游等事项主要应由地方立法,中央应向地方多开放一些立法领域;提出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法律、法规的原则和范围;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提出应坚持“根据”原则,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可通过颁布引导、倡导和指引性规定来解决。     

首次集中巡视中央部门有何看点

按照中央部署,本轮巡视将对32个中央部门、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作为十八大以来对中央部门进行的首次集中巡视,不仅对"板块轮动"、实现全覆盖目标意义重大,同时也体现了盯紧关键少数、坚持以上率下的坚定决心。"一托三"提速巡视全覆盖实现巡视全覆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通过此前开展的八轮中央巡视,中央巡视组已经巡视了149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实现了对地方、央企、金融三个板块的巡视全覆盖,剩余部门、事业单位两个板块。此前,中央巡视组虽已巡视了部分中央部门和单位,但     

提速,数据立法

整个数据产业面临的世纪难题:数据到底属于谁?以及数据带来的收益应当如何分配?这亟待新的数据立法去解决——2020年1月的一天,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登上了飞往深圳的飞机。她告诉记者,她此行的目的是为起草《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作研讨。深圳并非首个制定数据条例的地区。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2017年至今,贵州、天津先后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了本地区的数据条例。其中贵州是全国第一个对大数据进行地方立法的省份。     

浙江金融法制环境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金融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国家法律既定的情况下,地方金融活力、发展和创新取决于地方金融法制状况。浙江经济发达,要实现地方金融和民间金融的规范有序发展,则需要大力开展金融法制环境建设。即加强地方立法,创新性开展民间融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建设,构建良好的金融司法环境,合理安排刑民交叉的金融司法制度,科学适用破产重整等制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信用、法治文化建设等。     

从“综治”到“法治”:犯罪控制的科学之路——写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之际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防控模式,从"综治"走向"法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当前,中央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相对滞后,地方条例缺乏创新,各级综治办法律地位不明确,犯罪预防立法薄弱,法律监督不到位。对此,必须大力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重点明确相关立法的调整对象以及各级综治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综治委行政处罚权,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强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监督,不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制化。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

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审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治试验,提炼其"理想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地方参与国家建设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程序型法治"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广东案例以及"市场型法治"的浙江案例的考察表明,地方法治试验可以在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清朝河南地方法制（续）

<正>清代河南地方法制承袭明代，司法领域以国家律例为主。在具体事务运作过程中，地方性法规纳入国家法律体系有了长足发展，出现河南省内的条例、成案等。国家律例与地方性法规良性互动，使河南地方法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保障了清代时期河南社会的稳定。清朝河南地方司法对中央法制的影响清代河南地区司法实践是中央法制在地域上的具体形态，两者存在互动关系，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对中央法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