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秩序原理下的警察权功能研究

自由是人们在法律约束下的意志和行动,秩序是指通过法和国家,将社会控制在秩序之内。自由是秩序的内在价值和目的,秩序是自由的维护和保障。警察权功能体现在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公民的自由权与警察权的关系是成反比的,警察权越大,公民权越小。警察权功能的理论基础表现为:洛克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逻辑基础,孟德斯鸠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法律基础,托克维尔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制度基础,严复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政治基础。现阶段更好地实现警察权功能,应当以警察法律规范为前提,强化警察职业道德观念,建立健全警察权组织分工。     

施米特对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区分——对《合法性与正当性》引言部分的解读

本文作者主要通过对《合法性与正当性》引言部分的阅读,并参考其他著作,阐述了自己关于施米特对正当性与合法性区分的认识,并进一步解读了施米特对正当性与合法性区分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动机.     

冲突与媾和：规范警察权刍议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构建。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法律论证客观性的寻求——以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点

在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完善法律论证方法对司法裁判的制约。法律论证的根本目的是证立司法裁判。司法裁判要成为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结果,必须具备客观性;要实现客观性,则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要素: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真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真理的寻求;对正当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正义追求;对合法性的要求体现了规范性的要求。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这三者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因此需要在法庭场域内使得客观性通过论辩得以呈现,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们把握的、能够排除某些因素干扰的判决结果。同时论证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需要支持性的理由,对支持性理由的客观性的接受,强化了作为论点的客观性,并因此实现了可接受的判决的合理化。     

法律意识形态多元处置与法律的正当性——从规则与原则之间区别的视角

法律中包含着相互冲突,乃至对立的道德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在意识形态上是多元的。处理意识形态多元主义的方式不同,其在协调法律可预期性与法律可接受性之间平衡的结果上也各不相同,而这种平衡结果对于法律体系的正当性是至关重要的。规则的使用使得法律具有可预期性,但是有可能会破坏法律的可接受性;原则的使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它又使得法律具有较少的可预期性。一般而言,在所有促成法律正当性方法中,使法律在意识形态上同质单一化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与规则设计探讨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免除或是分配举证责任、破解证明困难而造成的诉讼僵局。刑事推定具有"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事实"的特定结构,其成立的条件是基础事实必须查证属实,法官所据以推定的常态联系必须可靠,推定结论不被推翻。刑事推定应在遵守基础事实与常态联系可靠性原则、谨慎适用原则、直接推定原则、允许反驳规则等推定一般原则外,还应体现有利被告人推定可普遍使用原则以及不利被告人的推定限制使用规则两个特有原则。刑事推定核心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不利被告人的推定的法律规制问题,主要是严格限制不利被告人推定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的确定应规范、合理。     

“赔钱赎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追问与考察

"赔钱赎刑"是司法和谐的表现,应从司法和谐理念出发,运用思辨的方法,以实证为视角,对"赔钱赎刑"进行"三追问"与"二考察";进而得出其符合司法和谐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由是:人权保障理念对当事人双重保护的趋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刑罚轻缓化的实行;与修复性司法的国际接轨视野的催动;体现出一般公正下的个别公正的刑罚个别化的追求,以及在司法和谐技术上对法律潜在的认同。并对司法和谐的"赔钱赎刑"制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转化和现实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技术性考察。     

无奈之法律与法律之无奈——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法哲学思考

文章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法律产生的内在原因及其缺陷,进行了较为独特的分析。文章认为,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自由裁量向严格规则的过渡,而法律的非至上性又迫使人类社会由严格规则向自由裁量进行某种归复,两个过程都显得极为无奈,前者导源于人性之恶,后者则产生于法律之恶。     

矛盾与协调：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

正确处理自由裁量和严格规则的关系在法官审判的实践中是极其重要的。从二者矛盾的产生原因出发，深入探讨法官应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使二者相协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卖现司法正义。     

公安院校法学实践课程改进探析简

依托公安特色,在法学教育的基础上结合公安执法现状,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教育,继而培养专门执法人才是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目标.设置实践性教学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积极改进适合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并在具体实施中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以锻炼学生职业能力为目的的法学实践课意义重大.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徘徊在规则与原则之间——评“二奶”受遗赠案的法律论证方法

一夫一妻原则是调整婚姻关系的基本原则 ,本案中遗赠人的重婚行为违反了这一原则 ;根据遗嘱自由原则 ,遗赠人有权依其正当意志处分财产 ,遗嘱自由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都受其约束。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遗赠行为非不具有正当目的 ,并不违反公序良俗 ;但被继承人的重婚行为 ,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法院的判决发生原则适用上的错位 ,将约束性行为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适用于被继承人的财产行为 ,而该财产行为并无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 ,应直接适用关于遗赠的法律规则。     

略论警察权的行使原则

警察权极易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侵犯,对其进行制约是必要的,制约的关键是要对警察权进行规范,而不是进一步控权或分权。行使警察权应遵循五项原则:依法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对待原则、程序原则、责任原则。     

警察法治研究：问题、契机和途径

警察法治研究是法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开展和深化警察法治研究对完善警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本范畴、体系建构、队伍建设和工作拓展是警察法治研究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政治环境、法治环境、学术环境、警务实践环境的不断优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当前警察法治研究的发展契机;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心到外围、从历史到未来、从国内到国外进行研究是警察法治研究当前应当采取的研究途径。     

寻求合法性——浅析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根据

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必须有其经过充分论证的合法性根据;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此项根据必须能够具体涵盖保障公民自由及地方自治。通过帕特里克.柯洪的详细理论阐释以及罗伯特.皮尔所推动通过的《大都市警察法》及其一系列建警、警务原则,现代警察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得以成功构筑。     

谈约束警察事权履行的成因与对策

警察在行使国家和法律赋予的事权时,常常因体制因素、经济因素和执法主体自身因素,而受到不同层次的行政影响与社会约束,导致警察依法行使事权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章不循、执法随意。为了改善警察事权的履行环境,必须提供法律、经济、体制保障。     

我国警察执法权力与权威失衡原因探析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警察职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实中,我国警察执法权力与权威失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其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对其原因进行不同层次的探究是更为有效应对此种现象的必要前提。刑事立法上要扩大正当防卫权的范围与设立袭警罪;行政法规立法方面的完善是应对我国警察遇害比率过高问题的法律出路;警察执法现状反映出警察执法能力方面的不足;各种社会思潮也在推波助澜。     

论警察权力行使中的误区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当前,警察权在行使中有利益化、地方化、绝对化、扩大化的倾向,主要缘于警察的司法体制、领导体制以及经费保障不足等因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规范警察权利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