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空间生态批判伦理的四重维度

马克思空间生态批判伦理有着独特的提问范式、关注视域、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等维度。在提问范式上，马克思抛弃了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社会实践出发看待空间生态伦理问题，形成了实践式的提问范式；在关注视域上，马克思从解释世界过渡到改造世界，关注人改造自然空间的社会伦理意义，形成了现实的关注视域；在分析框架上，马克思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将空间生态伦理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的、对象性中去分析，形成了辩证的分析框架；在评判标准上，马克思强调彻底的解放精神，主张用解放精神指引空间生产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以人民群众的空间利益为价值导向来维护空间生态系统，形成了共产主义的评判标准。马克思空间生态批判伦理的四重维度能够指引人们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虚伪本质，建立共产主义空间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青年流浪歌手与城市空间再生产

空间社会学视角下,街头可视为一种"总体性空间"。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京、沪两地青年流浪歌手的音乐实践空间进行考察发现,借由街头驻唱这一文化实践,青年流浪歌手赋予城市街头多重空间意义。在空间社会化过程中,青年流浪歌手将街头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基于对不同空间机制的感知、选择与能动实践,实现对城市街头空间的不断重塑、刻画和再生产。青年流浪歌手与街头空间的关系勾勒出社会行动者与其所嵌入的空间之间的互构过程,是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本质。     

公共服务空间研究的维度审视:反思、框架及策略

近年来,以空间视角为分析、解决城市权利、邻避冲突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和分析逻辑。不过研究中也还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空间理论"本土化"关怀不足、中观和微观理论相对缺乏、研究体系化有待加强等制约因素。作为空间理论的"奇点",对"空间"自身维度的审视对公共服务的空间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单中心—多中心、技术—政治与社会、群体—个体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基于公共服务优化的物理、功能、心理—行为和价值等四维空间,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分析框架,提出从"精准性供给""系统性供给""人本化供给""制度性供给"等方面改进的策略。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范式及当代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为主要入口，探讨“空间的生产”在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其贡献不仅在于从政治哲学视角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经济矛盾，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从而完成了对资本“空间生产”的价值批判；更在于其坚持了解放政治的宏大目标——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变迁的空间路径，寻求重新定位“乌托邦想象”的可能性。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正义思考

城市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城乡空间结构的变迁,基于空间本源性、稀缺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变革需要正义价值指导,通过城乡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和代际发展的三个平衡来体现空间正义。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存在政府与资本联合为推进城市增长而忽略乡村空间权益,使得城乡在空间权力赋予、空间资源配置、空间意愿表达和空间环境调和等层面存在非正义行为。确立正确的价值指引,走科学化的城市化道路,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践行城乡融合理念,才能实现对城市化中空间非正义的矫治,使城市化共同增益于城乡空间权益。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及其治理启示

空间与正义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城市的观察,揭示了由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阶级居住分异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本质及空间正义问题,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城市空间分异与空间正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需要积极面对的治理议题。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的哲学建构及其意义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他以三元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的三种形态,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列斐伏尔从微观的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的城市空间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贡献,对于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从空间认知分析南北方人方向感——以四川人为例

人的空间定向可以借助各种客观参照物,如太阳、自身、或其它物体.中国南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选择的参照物不同,在方位空间认知上习惯上有很大差异,空间术语也不同.南北方人的方位表达表明空间术语在一定程度能够导致空间认知的差异,这些都是在物理空间的不同造成认知筹异的基础上产生的.南北方人都在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上获得了正确的空间认知,只是因为实践上有不同,文化和语主略有差异.     

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空间法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和平利用、共谋人类福利是国际空间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国际空间法在防止外空武器化方面面临诸多发展困境：空间强国主导着立法及法律解释的话语权，制定全面而统一的国际条约遥不可及，国际空间法执行力非常有限。国际社会将通过制定双边协定或建立地区外空安全机制、建立有效的外空合作信任机制、运用灵活有效的“软法”形式、利用国际法院的司’法机制等方式摆脱立法困境，完善和发展国际空间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西方空间政治学前沿理论的整体性及其中国应用

作为西方空间政治学的前沿理论,地域重构、尺度政治和新国家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地方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家中心主义"空间治理典范开启转型之路。超国家空间和次国家空间依靠地域重构得到广泛开发,进而通过尺度政治得到有效整合。当这些非国家化空间具备尺度设计、景观条件、网状结构和"大事件"机遇等治理要件时,新国家空间得以产生。西方空间政治学前沿理论的整体性对于中国国家空间结构转型及其治理的借鉴价值在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增加超国家空间规划,兼顾次国家空间的不同地域特征,并将生态空间细分为"生物空间"和"非生物空间"。区域空间需要通过均衡治理来化解"结构化的不确定性"之困境,地方空间需要构建网络化治理结构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元治理"能力。     

空间发展悖论——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阐述时间维度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论述。其社会空间批判思想不仅揭示了空间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识。生产性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出场语境,构成了空间悖论的首要前提。通过对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的深入剖析,马克思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认为其不仅是对个体空间的占有和侵蚀,也是引发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是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的空间悖论,也是生产方式本身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资产阶级正是借助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实现了"空间中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生产"的内在转变,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空间发展机制。唯有超越空间悖论之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建构平等正义的空间秩序。马克思的空间批判思想对于实现人类栖居都市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

我国在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对于空间治理的探寻有助于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两大秩序文明,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从而获得城乡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

本文聚焦华北平原李村的代际关系演变实践,将其置于农民"上楼"所引发的居住空间重构和再造的结构性情境下,分析居住空间再生产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民"上楼"前,通过系列分家的模式造就了父代核心家庭与子代多个核心家庭并立的代际居住空间格局,由此容纳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农民"上楼"打破了代际居住空间既有的生产过程和逻辑,代际之间的居住空间受到挤压,在此有限的空间中形成的刚性结构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加深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关系,并将农民"上楼"的成本和负担转嫁到中老年父母身上。     

《资本论》中的空间维度

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当代性,离不开对《资本论》的当代解读。当今社会的新发展使空间维度和空间问题凸显出来,这就需要以空间视角来解读《资本论》,发掘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的空间维度。《资本论》中工业资本空间化的手段表现为资本占有空间和资本生产空间,这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空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时候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空间建构要与历史建构同时进行。     

国家空间的结构调试:中国行政区划70年的变迁与功能转型

行政区划并非仅是对地理空间的简单划分,更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经济运行效率以及尺度重构倾向的重要命题。以往调整实践表明,行政区划不再是局限于国家空间结构的制度安排,更成为政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见方式。在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展开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区划实现了由"纵向—配套"到"横向—框定"再到"嵌套—协同"的功能转型,权力、资本与尺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切实变革着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互动始终是区划调整的关键性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向转换是推动区划调整的内在要素,国家战略的尺度选择也逐渐成为区划调整的抉择因素。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