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工具的角度透析政府规制实践

本文从治理工具的角度研究了中西方国家规制工具的应用。首先介绍了政府工具的相关知识,重点阐述规制作为一种政府工具的特征,其次描述了西方国家应用规制工具的历程与实践,进而提出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取向与有效应用规制工具的策略。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在信息时代,我国将信用规制作为新型治理工具是两个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以社会信用文化、法治思维和信息治理经验为基础动力;另一方面,它以扩展政府的治理边界、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基本动力.由于信用规制具有规制对象的广泛性、规制过程的系统性、规制取向的多维性和规制影响的持续性等,而且"黑名单"...     

治理视野中的政府规制改革

我国新一轮政府规制改革是在一个全新的治理背景下进行的,突破改革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把握改革的“从统治到治理”的内在趋势,注入新的改革理念;在于以规制改革为契机,通过实行五大战略(核心战略、结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和文化战略)来演绎这一改革理念,从而变革管制型政府的DNA,构筑治理型政府。     

公司运行中国家治理的法律规制北大核心

处理好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任务,处理好公司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公司外部治理即国家治理的任务。规范这两种治理并确定其界限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施行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和依据。对公司运行中国家外部治理予以法律规制,在整体上就是要明确区分政府职能发挥与市场调节两者的作用,尊重私法自治,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性;要规范政府职能,发挥其弥补市场不足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公司运行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公司管理人员股权参与制度、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权制度,合理规制公司运行的竞争性市场体系。     

“规制规制者”的必要性：规制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复杂性分析

人性存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复杂特点，而规制者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规制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复杂性。这提示我们需要对规制者进行规制，需要制定各种监督和管理的程序、法规和制度体系，保证规制行为的公正、有效、透明，使得规制行为向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     

论上市公司诚信治理的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缺乏诚信,市场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证券市场处于我国经济的最前沿,对诚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近年来上市公司的信用问题已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诚信缺失的根源所在,探求证券市场诚信治理的必要措施,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当务之急。     

“乡村技术治理”的“三重追问”

“乡村技术治理”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三个视角。从其本质来看,它倡导运用“科学管理”塑造乡村治理体制,依托“专家群体”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借助“治理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从其价值指向来看,它强调以“科学管理原则”解构“经验管理”,以“专业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通过“治理工具的技术化”提高治理效能;从其实践举措来看,它需要推动“技术下乡”,促进“技术赋能”,以达到“技术赋权”的最终目的。     

政府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用、内涵及其规制效应评估

本文回顾了对成本收益分析的争议,对规制成本、规制收益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就其中影响规制成本和收益构成的主要因素作了重点分析;随后,对影响净收益的基线的选择,折旧率大小的确定进行了阐述。本文还介绍了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在评估规制效应中的适用情况,并强调指出应高度关注规制动态性和激励性规制在规制效应分析中的作用。文章最后认为,应逐步引入成本—收益的规制分析理念,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高度重视因成本收益不平衡分布引发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因规制引发的复杂性程度。     

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激励性规制:政府规制发展的新趋势

在规制俘虏理论和放松规制理论的影响下,为了提高政府规制效力,降低政府规制成本,激励性规制理论应运而生。激励性规制侧重于研究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和手段,从而以最小成本获得规制信息和激励企业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激励性规制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特许投标竞争、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规制等。我国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在政企分开和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有必要引入激励性规制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政府规制对策研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警示

“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又一社会影响巨大,造成民众食品安全恐惧和“中国问题制造”的严重企业责任与经济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尤其是一再恶化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了我国现有企业责任、政府规制和食品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与不足。我们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激励兼容与信息对称理论,经济责任兼法律社会道德责任理论,借鉴国外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与社会参与的有效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对策建议。通过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强化食品安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框架

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风险,立法规制局限、司法规制消极、行政规制乏力,难以规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更增加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难度。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主体结构,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三元结构框架下,以传统行政理论为基础,可以形成行政自制、协商规制、社会规制,共同作用于在环境行政全过程,规范并制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行使。     

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现存的问题与对策

本篇论文从"规制规制者"体系的运行构件出发,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规制规制者"体系的主体、客体与中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对策。     

从规制到治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念变迁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构建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体制战略目标中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内在稳定持续的政治理念支撑。WTO下我国审批改革价值导向应体现为从规制到治理的政府理念变迁:由统治转向治理;由规制转向服务;由垄断转向竞争。政府在放松规制的同时,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强化行政审批的激励功能、服务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     

党领导人民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性思考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持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要义是转化,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转化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人民主体、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过程。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能动司法：实践与规制

能动司法与欧美的司法能动主义有一定的渊源,但在我国更多反映的是一政治愿景。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能动司法意指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是,能动司法在各地的实践中存在着过度能动的问题,司法权力有侵越行政、立法、社会等权力领域倾向。这不仅背离了司法应有的审判功能定位,还带来权力重叠和社会自治权利被侵蚀的新问题。需要对能动司法进行反思,对其权力要通过职能、原则与方法进行规制。     

实践中的“扬弃”式演进——政府规制理论述评

摘要：政府规制理论是当代西方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迄今已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的演进。通过对政府规制理论加以述评,对其阶段性理论进行分析,以挖掘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政府规制理论在实践中“扬弃”式演进的经验,以期对我国的规制理论研究及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从“效率”到“权利”:民营化后公用事业规制的目标与框架

本文运用行政法与政府规制分析方法,从规制目标定位与规制工具匹配出发,认为在当前民营化改革的浪潮下,我国公用事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应当从以融资为中心的效率取向转向以普遍服务为中心的权利取向;并且从准入许可、特许契约、质量与安全监管、消费者参与、强制与补贴等规制工具和公法装置的引入与完善角度,论证了公用事业监管体制的改革方案。     

政策参与——规制政府决策的一种有效工具

决策的科学化不仅要充分利用体制内的力量,还应当积极调动体制外的智能资源;决策的民主化不仅要有体制内决策主体对决策的普遍参与,还应当有体制外公众的广泛加入;决策的理性化不仅取决于体制内决策主体尽责工作,还有赖于体制外主体的积极输入。因此,政策决策过程应当有作为政策对象的公民积极参与,以实现对政府决策行为的规制,从而达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