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是人为地组合在一起的;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谢灵运赋文的创作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作为中国山水诗歌的鼻祖,谢灵运创作的很多赋文并不为人所熟知。事实上,较之赋体文学流行的汉代来说,谢灵运的赋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着对辞赋这种文体的独特感受。     

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汉代得到承认，从此影响深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四语）。但在汉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人并不以“楚辞”一名来称呼屈原的作品，而且，这正是汉代文坛写物大赋风行日盛的时期，汉人却又常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楚辞与汉赋，虽然源流相牵，其实体制不同，以致于后人有“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批评＼尽管如此，“楚辞”这个名称毕竟还是汉人确立的。因此，如果考察一下汉人最终将屈原的作品以“楚辞”定名的过程，是可以反映汉人是如何认识并接受楚辞这…     

中国古代散文史将赋纳入书写范围刍议——从古代赋文体论述的角度观照

现当代文学史界对于古代赋文体的认识颇不一致,或认为赋是韵文,或认为赋是散文,或认为散体赋是散文、骚体赋是韵文。影响到散文史、散文选本以及诗歌史著作,就呈现出或叙论赋或不叙论赋、或选录赋或不选录赋的混乱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赋"的文体属性缺乏明确认识。而考察中国古代的赋文体论述,则可发现自两汉至明清的论赋者始终坚持着"赋出于诗"、赋"要皆属诗"、"赋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的基本认识,体认着赋为"有韵之文"的文体归属。因此,尊重并吸取古代赋体论述的科学见解,消除当代文学史著作及散文选本将"赋"列入"散文"范围的误解,不仅能纠正以赋隶文和韵散不辨的分属混乱,也能减少赋篇选录和学术研究的交叉重复。     

建安铭文沿承与新变

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     

从《文选》看萧梁以前旅游文学文体的使用和发展

旅游文学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诗、赋、骚、书、序、记、词、楹联等,这些文体大多数在萧梁以前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甚至已经相当成熟。文章欲从《文选》所著录的作品来看萧梁以前的旅游文学作品的文体分布和文体发展情况,从而管窥旅游文学文体在旅游文学初期阶段的使用概况。     

试论陆云的文学创作

陆云的文学创作,以赋作用情、拟古并重;启、书经世致用;诗歌赠答为主。陆云能在"八王之乱"的夹缝中有所创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不苟于俗,这本身值得我们注意。     

《鹞雀赋》语词新疏

作为咏物赋，《鹞雀赋》中包含了大量独具特色的口语词，反映出当时口语的真实面貌，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语料。文章对《鹞雀赋》中重要的文字和词语作了校理疏证．试图为该赋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赋”亮生活

<正>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发源于先秦,鼎盛于西汉。汉赋是其代表性的文体。我与赋的渊源要从陕西长安撤县设区说起。2002年,长安报社约我写一篇关于庆祝撤县设区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基层派出所工作。撤县设区是一件大事,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缘于对家乡的熟知、热爱和对古典文学的了解,我决定采取赋的形式来写。     

古训与今诺

汉代的徐乐在《谏伐匈奴书》中有句云":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他还进一步解释"土崩"包括三个方面,即"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备"。意思是说,统治者对于老百姓的困苦不怜惜,不救济,无动于衷;下面怨声载道而上面不知真情,下情不能上达;社会风气已经不正了,面对道德普遍滑坡,却没有政策、措施。这个"土崩"的"土",是大地,是根基,是底层,是人民。下面若是"崩"了,上面的"瓦"还能不"解"吗?这就告诫人民公仆们,必须从头脑中彻底清除做     

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本文对骚体赋的内涵特征、发展历史、影响进行了界定、梳理和评价 ,认为 :骚体赋是指采用楚骚体式又以赋名题的作品 ,直接在楚辞母体脱胎而成 ;骚体赋作为赋体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 ,以其突出的抒情性、疏朗流畅的语体特征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开拓了纪行、玄思、悲士不遇、悼骚等四个重要的题材领域 ,大大扩展了赋体文学的表现空间 ,骚体赋在赋体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俗赋的叙事艺术

敦煌俗赋包括民间故事赋予通俗俳谐杂赋，它通过虚构对话的形式与细化繁复的情节叙述完整曲折、丰富生动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行文时它还呈现出诙谐调侃的叙事风格。这一切，均使敦煌俗赋的叙事具备高度的文学性。     

骈赋与骈文关系考论

虽然赋发展到魏晋之际已经进入骈赋阶段．但骈赋名称的出现却非常晚。在清代以前．较为通行的是“俳赋”这个文体名称。无论是俳赋还是骈赋，其着眼点仍在俪辞偶句，而用典隶事、藻饰华丽、声韵谐美，只是骈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本质性文体特征。骈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仍在于对偶。用典、辞藻、音律等不过是骈文的一些重要的修辞手法。而且它们在骈文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或强或弱的非延续性特征。骈赋与骈文虽然在句式、结构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两者根本的区别。     

宋词流变浅析

词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因突破"诗言志"的传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唯一能与唐诗相分庭抗礼的独立文体.然而由于时代变迁,词受传统文化的大量辐射,"词缘情"、"以俗为美"、"音乐性"三个特征异化,导致宋词巅峰地位动摇,开始走向衰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文体.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论汉代循吏群体性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汉代吏治为后世称美,与汉代循吏这一官僚群体密切相关,与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非个别而是群体性出现密切相关。汉代循吏的主体是郡、国、县、道行政长官,特别是二千石地方长官,中央赋予他们很大的职权,这是其施展才华的平台。其在实践汉家制度所要求的赋役执法、恤民富民、教民化俗等职责时,一身兼有吏、亲、师三重角色,三者相辅相成,绝非割裂对立。把循吏教化仅仅归于儒教是片面的,循吏地方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发展经济,移风易俗,而不在"劳而少功"的儒经礼乐。"循吏出于儒生,酷吏出于文吏"的说法并不客观,汉代既有通经、廉洁的酷吏,也有出身文吏、学律严法的循吏。武帝朝多酷吏,宣帝时期循吏多,原因主要不在于儒学的推广程度,而是与当时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相关,"政平讼理",富民化俗的治政需要,促成循吏的群体性产生。     

刘勰论两汉文学(续)

二、“五言流调,清丽居宗”——汉代的五言诗两汉文学中,赋体为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作者都是士大夫文人。由于大多数作品内容上的空虚贫乏,文字形式上的艰深晦涩,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形式逐渐为人们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的五言诗。这种诗体,继承了《风》、《骚》的传统,又从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旦形成,便在汉魏文学史上占有统治的地位。关于五言诗的产生、形成,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五言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但汉代是它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因此,研究汉代的五言诗,就可以看到五言诗的来     

论汉代的抒情言志赋

一个时代,人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心声需要抒发,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抒情文学。在先秦,《诗经》与《楚辞》南北辉映,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抒情要求。那么,汉代的抒情文学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汉大赋是以状物为主的,不是抒情之作。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汉代的抒情之作主要是大赋之外的那些拟骚之作,被刘勰称为“杂文”的“对问”之作以及一些抒情小赋。这些作品才是真正的汉代抒情文学的主体,是上继诗骚,下开百代抒情     

赋体源自祭祀仪式吗?

赋体的起源是赋学史上聚讼纷纭而又悬而未决的一大公案,最近有学者提出赋体发生,源自宗教祭祀仪式活动,认为构成赋体的两个基本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均与远古时期巫祝的祭祀仪式活动有关,前者与赋的原始义为祭神而贡物有关,而后者与巫祝的不歌而诵特长有关。但是,通过考察发现,赋之本义为军赋而与祭神贡物无关;不歌而诵也并非巫祝之特长,故而此说不能成立。从文体功能来看,赋之诗源说更为可靠。     

论汉人对屈原的评价

屈原作品写成之后,在楚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因而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得以流传和保存。但是,较系统地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则开始于汉代。汉代可说是“楚辞学”建立的时代;汉人对屈原作品的注释与评论,无不给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汉人评价屈原,观点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反映了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