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转轨进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在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向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由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转轨进程中，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30年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这一转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中心主义"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从政治发展的微观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五五年体制"、"八六年体制"到"九六年体制"的转变;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模式转向保守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均走向趋同化。目前,日本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尚未最终定型,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仍在进行中。     

构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一种理论建构型模式,包括静态模式和动态架构。动态的"台湾模式"按其内在逻辑可分为"统一模式"和"实践模式",前者是两岸走向统一过程的方式、步骤及组织形式,可具体分为和平发展阶段、政治谈判阶段、统一前的过渡阶段;后者是统一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施方式、状态和经验归纳。从根本上说,"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由两岸共同构建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发展模式。     

中国强大了,如何与美国相处?——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

中国要秉承一种开放、健康、包容的心态,从自己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和发扬"持强势而示弱,内刚外柔"的王道,不惧战,但不挑战;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完成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德国政治发展的变与不变

作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问世以来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连续性,其"社会国家"因素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膨胀发展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陷危机,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的改革不是要彻底背离原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要针对社会国家发展的弊端实行纠偏,矫正"社会倾斜",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德国政治60年发展连续性的另一种形态的体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出一种德国式的"中庸之道"和"难得糊涂"哲学,其发展进程中的"不变"与"变"是德国政党趋同的结果。     

在回应挑战中推进改革

今天考验中共回应挑战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按改革的既有预设继续推进,回应人民对于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参与的迫切诉求。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回应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能力。对执政党来说,这最直接地反映着执政能力。中共十八大的一个背景,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坦言的,是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回应这些挑战,构成了党内和民众的巨大期待。从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共在对各种挑战的回应中发展壮大。这一"精神谱系"接续到     

下一站,转向“国民幸福总值”

中国应以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为施政目标,进而推动建立分享式的民主。这不仅是"中国模式"的转型问题,也是国民生活模式的转型。     

作为新命题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是思想解放的直接产物,绝非政策僵化保守的标志。"一国两制"并未停留于港澳模式,构建台湾模式恰恰是"一国两制"具有开放性的最新表现。"一国两制"有香港、澳门和台湾三个模式,而不是一个模式,应设置"一国两制三模式"研究议程,而不是"一国两制一模式"的议程。台湾模式将是与港澳模式有较大区隔的一种模式,需要单独构建。台湾模式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与港澳模式着重于解决两制问题不同,台湾模式首先着眼于解决两岸在一国方面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其所反映的主权与治权的关系与港澳模式不甚相同,故需采取特殊方式处理二者关系;在认定双方均是"宪法一中"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台湾定位问题是构建台湾模式的关键。只有根据对台政策新思维进行理论创新以产生新的理论论述,并做出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才能成功构建台湾模式,也才能使之具有应该有的基本内容。     

对中国崛起的思考

<正>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挑战。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有着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欧美能否接纳复兴的中国。这里,本人有几点思考。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这是一个让欧美难以理解且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崛起有着诸多"居然":中国居然能把市场经济活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为一体;中国居然可以在202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居然能在西方认为"非     

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

香港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均体现出"二元特征"。在身份认同层面,港人表现出"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层面,港人多年来在"渐进式民主"与"急速发展民主"之间争论,并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纠结。上述认同特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对香港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和美式政治认同培育,不可避免地为今天香港政治发展带来争议。     

当“老朋友”成为外交负担

虽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是外交关系变幻万千的一个总判断,但当利益和友谊被绑定时,就产生了所谓的"老朋友"式的政治情感。"老朋友外交",起始于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最终固化为某个人物与某种意识形态。当固化的人物与定式的意识形态在其本国受到挑战时,对方国往往面临着选择"老朋友"还是其人民的两难。美国因有政党轮替的传统,对待"老朋     

当“老朋友”成为外交负担

虽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是外交关系变幻万千的一个总判断,但当利益和友谊被绑定时,就产生了所谓的"老朋友"式的政治情感。"老朋友外交",起始于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最终固化为某个人物与某种意识形态。当固化的人物与定式的意识形态在其本国受到挑战时,对方国往往面临着选择"老朋友"还是其人民的两难。美国因有政党轮替的传统,对待"老朋     

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出路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历了从"家长式威权体制"到"共治式威权体制"的转变.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是法治式威权体制.在发展的路径上,可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以强化国家的法制为基础,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构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     

网络化趋势给政治发展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挑战 :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冲击、公民政治参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公民权利的保障遭遇困境、国家安全的维护难度增大。     

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

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不同,中东欧国家近20年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波兰等国的平稳演进型,即政治发展相对平稳、民主制度比较巩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接近;另一种是除斯洛文尼亚外的前南地区的冲突裂变型,即政治发展受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民主化引发了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建立西方式民主制是各国政治转型的既定目标,两种类型都不会退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党政治;但民主化并不是中东欧历史的终结,国情的多样性为各国培育新的民主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东欧的政治变迁——从剧变到转型

在过去30年间,东欧政治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动荡和艰辛的历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欧各国普遍陷入难以自拔的多重危机之中。始于1989年席卷整个地区的政治剧变之后,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成为东欧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经过20年的转型,无论就民主的巩固、市场经济的运转及融入欧洲的进程来看,整个地区次区域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多样化无疑将继续主导东欧未来的政治发展。东欧近30年的政治变迁表明,如何让本土因素更好地主导未来的转型进程,是东欧各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古代政治模式对当前克服“四个危险”的启示

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上,古代政治模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它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环节:一个"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一支"明君贤臣"的执政队伍;一种"居安思危"的政治文化;一套"整肃吏治"的监察制度。这个政治模式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但也包含着古今国家治理的某些共性,其中的合理元素经过吸收改造可以为我们克服中国当前的"四个危险"提供有益启示。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世界性反响.讨论"中国模式",必须对其基本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作为一种正在构建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只有对种种误解和担忧给予解释与辨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

以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本身是学习和效仿西方文明的结果,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经济增长等各个层面而言,本身并不对西方文明传统构成挑战。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并不与西方完全相同,从而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公共政策

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公共政策,而且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上自由主义存在各种形态.它们分别隶属于两大线索,即"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当代新自由主义走强不是偶然的,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它还面临着当今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21世纪社会主义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全面战胜和超越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