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资本与转型期中国公共伦理建设

社会转型和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当代中国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现代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社会资本与转型期中国公共伦理建设

社会转型和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当代中国公共伦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它是中国公共伦理生成与践履的催化剂。因此，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现代社会资本的存量，是中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性选择。     

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社会协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整合社会力量与构建共享性社会秩序的产物,具有内生性特征。内生自发的社会协商,在当代中国演化成为促进中国底层社会自治和政治-社会沟通合作的多元民主活动、对话平台与整合机制,是中国对社会民主的一种独特探索,是以协商为主要民主偏好的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建构渠道,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支撑。多维理论审视下的社会协商,形成了现阶段以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主、社会力量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辅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发展逻辑。它的未来生长和民主功能发挥,将在培育"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同时,促进二者在沟通协调中互动合作与和谐并存,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生活世界变迁中的公共意识及其当代价值

公共意识是存在于国民个体意识结构中的以社会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文化精神。立足当代生活世界变迁,是考察中国公共意识生成及其价值的时代依据与现实前提。文章认为,公共意识是一定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生活的观念形态;公共意识的生成,既从根本上依赖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又贯穿着主体文化自觉与理性建构逻辑;公共意识作为植根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因素,具有显著的社会形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意识的健康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公共意识的生成、建构与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民族复兴、追赶时代、改善民生、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多重价值和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并提出建构民生伦理的任务,是研究民生问题的一个全新视野。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政府为主导的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即政府努力构建一套公平正义的民生制度;以社会为主体的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在民生伦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趋势的思考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社会、计划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各阶段社会性质的不同造就各个阶段社会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给我国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结构要素,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模型势在必行。通过比较分析,笔者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三维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生态。     

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社会资本整合

社会资本与治理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的出现为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关系上看,两者相互关联,治理的形成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资本为前提,社会资本的发展也受到治理水平的影响.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都还存在缺陷,要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显然还有诸多现实的困难.所以,抓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契机,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发展,逐步培育起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形成良好的人际沟通网络和互信的价值观,既是建构起治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社会资本与治理良性互动的关键.     

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简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并提出建构民生伦理的任务,是研究民生问题的一个全新视野。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政府为主导的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即政府努力构建一套公平正义的民生制度;以社会为主体的民生伦理建构的实践路径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在民生伦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当代青年公务员社会认同面临的主要挑战

青年公务员的社会认同是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建构的典型个案,系统分析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摸准建构脉络、找到形塑途径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所在.在社会急剧变迁和快速转型的特定时空架构中,青年公务员的社会认同深受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面临着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诸多挑战.     

对普世伦理若干问题的探索

普世伦理扎根于人类社会的公共理性，它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人类活动都起到道德约束作用。在一般的意义上，当代世界各民族认同的普世伦理具有四大主要特性与基本内容：其一，普世伦理具有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性，因此它包含为公共理性所认同的普遍真理性内容。其二，普世伦理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公度性，因此包含优先于各特殊文化价值的可公度性内容。其三，普世伦理具有当代工业文明提供的现代性，因此涵纳“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话语系统的内容。其四，普世伦理具有最基本起码的人类底线性，由此决定了它涵纳不容违逆的基本人权内容。由此，普世伦理的最大功能是其能服务于和谐世界的建构，而这与中国的国际战略不谋而合。     

国家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维度

"国家与社会"是解读政治文化的一个新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的模式和结构,不仅决定着政治文化的个性特征,也影响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历程.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古代、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不断变迁,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主题也在发生相应的偏移.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它的发展提升了公民的主体地位,夯实了法治的非制度要素,催生了政治文化在心理层面上的成熟,从而积极地推动了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应更多关注政治文化的深层机制及社会根基,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竞争与合作,构架良性互动与双赢机制,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性伦理建构的主体性困境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理性和利益原则基础之上,因此以义务论和功利论为代表的规范伦理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模式,以德性来调节社会关系的德性伦理要在市场经济建构面临着很大困境,除了面临失去过去理想     

村民自治:重构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村民自治是公社解体后,立足中国国情,在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行动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当代农村社会自主性的增长趋势.本文从村民自治的视角探讨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组织边界与功能边界,认为村民自治是对公社解体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并就解决由于两种边界变化的不同步而产生的诸多矛盾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学者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多角度分析这一主题,并形成了几种主导性的解释模式。同时,也有学者以西方的一些理论和分析范式为基础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家国一体化”社会结构

儒家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整合纽带。从先秦双向度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到后来的汉代单向度的"三纲五常",儒家家庭伦理的变化折射出了"家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儒家家庭伦理建构的"家国一体化"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整合规范。伦理乃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家国一体化"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导向的儒家家庭伦理,得以从家推延至整个社会。     

社会治理理性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批判——兼论服务型政府建构中的理性认知

社会治理是对公共生活领域的治理描述。人类社会的治理结构,其理论发展与实践运用均呈现以理性嬗变为突出特征的治理与改革实践流变。展开对社会治理理性的当代审视与历史反思,既是对既往治理事实的客观描述与尊重,又是对未来治理模式的畅想与借鉴。审视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提炼治理理性的思维谱系对治理理性及其对应建构模式展开扬弃性评测,结合改革的时代背景,深化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为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提供理性化的理论声援。     

当代中国民生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诉求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并提出建构民生伦理的任务,是研究民生问题的一个全新视野.民生伦理就是指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政策或主张及其内蕴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取向,民众对社会的民生状态和政府的民生政策所持的道德态度、所作的道德评价及其道德标准.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应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以以人为本为价值核心;以民生幸福为价值目标.     

法制建设与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文明的当代转型是以现代法制的理性整合为前提,而现代法制的理性整合则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社会现代化的可靠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

沿着趋势分析、阶段划分和立足于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路径,当前中国家庭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形态、总结其中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功能”视角下,中国家庭模式沿着“社会—家庭—个体”的主线,呈现出由封建帝制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到集体经济时期谋生型核心家庭、再到市场化时期讲求代际功能调适的直系家庭的演变形态。这一变迁起源于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受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驱动,并在传统家庭价值伦理淡化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产生的背景下呈现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特点。以直系家庭的回归为起点,实现“国家—家庭—个体”相对独立与黏合,以平衡个体有限自由、家庭“本体性”价值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关键在于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事涉家庭政策的系统性改革。     

当代中国文明新秩序重构中的立意及其展开途径

当代中国的新文明秩序建构中的立意,不应以沿袭成习的"社会至上"等"宏大叙事话语"为准的,也不仅仅以追求某种社会绩效为全旨,而应以"实现人的自由创造和发展"为枢要,由此型塑现实进程中的一系列框架设计、制度建设,而其展开途径,则须由历来的"建构理性"自上而下统领一切的模式,自觉转变为看重"文化进化"及其所形成的社会资本,重视"进化理性"在其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在一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进程中发挥"进化理性"弥补"建构理性"事实上存在着的"理性不及"之作用,从而使现时的中国历史性进程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