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进城务工后能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是当前各个城市及其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主要面临偏低的收入和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对发展的渴望和自身知识技能短缺、长期以来的城乡文化隔阂和城市社会的排斥心理等障碍因素。要破解这些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农民工个人等合力参与的积极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实现从"民工"到"产业工人"城市职业融入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多实现职业融入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困扰。只有构建一个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重围的多元支撑体系,依靠政府引导、与企业的互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工会的积极协调、社会的充分包容等五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     

试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

有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市化和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利于对症下药,促进问题的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微探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必然性。就理论基础来看,主要关涉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与城市化理论等;就现实必然性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先后经历了控制、有序引导以及制度推进等三个阶段。现阶段,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必须坚持三个相统一原则:主导性与协同性相统一、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认知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初探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社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其生存处境面临非传统挑战。这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政府、社区、市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城市社区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问题日趋严重，这是他们融入城市受阻的极端结果，而城市社区生活情况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通过建设城市新型社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有效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调查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由农民工代际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1.6％[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自2001年王春光[3]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受到极大阻碍,新生代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制约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需求进行问卷调查,进而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支持系统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政府应强化自身职能,共青团及其他社团组织应充分发挥优势,企事业单位要调动积极性,城市社区要大有作为,多位一体构建社会支持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从“游民”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探析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特殊产物,农民工向城市大规模移民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必然现象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而占农民工群体主流的,长期滞留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两端极易变成"游民",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只有心理文化的适应,才说明农民工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城市文化融入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交往的隔离,生活方式的隔离和心理的隔离三个方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必须从自身完善构建、城市接纳包容、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几个方面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呈现城市户籍排斥、社会保障缺失和政治权利剥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源于制度变迁成本(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和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过高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此,要努力构建"三公"社会环境,深化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畅通基本利益诉求渠道,推进相关法律创新进程,大力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个案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自身及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政府应有所作为，消除障碍性制度，形成“推一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以促进农民工群体向市民转变。     

社会政策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分析的框架

现行社会政策体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准入制的梯度“户籍化城市化”路径与基于居住证制的梯度“常住化城市化”路径共同构成了不同“定居意愿”、“定居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梯度双轨制路径”.为促进该群体城市融入,应通过积极的理念重构、政策创新、主体培育与规范决策,在强化政策执行的同时调整建构出更加系统、科学,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积极社会政策体系:理念、特征、实践

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学界尚缺乏社会政策体系构建视角的系统研究.囿于福利缺乏、内需不足,中国应构建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模式——即从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转向积极社会政策模式,这一模式转型亟待实现五维度转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积极社会政策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重庆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项社会政策均有明显的积极社会政策蕴意,“重庆实践”具有典型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着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住宅等问题。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建立长效就业服务体系,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市的保障房服务体系,解决其"居者无其屋"的难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镇化的适应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上世纪80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既无法回归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缺乏社会组织保障、自身能力较低等问题。营造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畅通其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发挥统一战线在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引导功能,提升其自身有序政治参与能力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     

"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与他们“有工就打”的前辈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动机。当今“民工荒”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民工荒”,它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的务工环境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