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嬗变与重构——基于滇中苗族村落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滇中苗族村落等少数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在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面对当今中国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变迁中出现的新情况,必须重视传统和现代资源的整合,重构适应民族地区需要的多层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简论消费文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丰富，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如何对待剩余产品就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消费文化是历史的、可变的，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会形成不同的消费文化形态，在于消费文化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及大众传媒的影响。     

我国利益结构的特征和模式探析

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构和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以及社会动员能力为新中国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利益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新的利益结构特征和模式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在利益格局中呈现全新的方位和“颠覆性”的变化；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的同质化和关联性；社会结构简单化、封闭化和“身份”特征的凸显化。这些特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探源、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引

20世纪初,在被动适应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促成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21世纪,在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播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时代格局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把握,更有力回应了对于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争论与非议,清晰指明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体建设的中华民族的建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质言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核心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国深厚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既有民族理论的历史继承与发展超越;作为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及国内有关中华民族构建张力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作为伟大复兴社会实践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处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既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需要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需要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需要更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     

论民族的两种基本类型

民族国家造就的国家民族出现以后,人类的民族就分为了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两个基本的类型.客观存在的两种民族类型反映在认识中,就形成政治民族的概念和文化民族的概念.民族概念以及有关民族与民族关系的既定认识和政策,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中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因此,在对待民族的问题上,既需要客观地把握现实的民族现象,也需要恰当地使用民族概念去认识和分析民族现象及民族问题.     

论就业中的民族歧视——从笔者的亲身经历谈起

就业中的民族歧视问题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阻碍了少数民族寻求发展的道路，同时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就业中的民族歧视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地步。本文就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浅谈就业中民族歧视的成因、危害以及避免歧视的相关对策。     

当代国家统一的几个问题——基于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统一进程的比较研究

当代国家的统一虽不是一个普遍存在,但却十分重要、可对国内和地区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时代背景,因冷战和阵营的形成而导致的人类社会在制度上的异质性分化,以及全球体系与国际法的发展等因素所决定的当代国家的统一不仅仅是一个追求政治权力的统一,而且还包括民族认同的维系与培育、异质社会制度的融合,以及应对国际介入问题等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越南、德国和也门等国家的统一进程表明,当代国家的统一追求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更综合而精巧地设计政策和系统协同推进。     

“正义”维度下的消费社会批判——兼论沃尔夫冈·豪格的商品美学理论

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在技术设计的作用下日益呈现出"美学"特征,浮华的外观和诱人的宣传构造的商品幻象通过与消费体系和资本市场紧密结合,重构了人的价值观和行动逻辑,使得人们在追逐物质商品的享受中失去了批判和反抗的能力,造成人的生存异化局面。商品美学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型统治策略的真实呈现,透过消费社会现象追问消费行为体系背后的生产体系和资本逻辑,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不仅是关乎人性的哲学主题,也是建构现代社会正义的制度议题。     

论经济融合背景下重构和谐兵地民族关系

构建和谐新疆和兵地经济融合发展为重构兵地民族关系提供了重大机遇,从本质上看,重构是实现能动反映的内在机制。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国家这一社会单位内部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之梳理与整合

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出现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以及"二次司法"等现象,我国的现有法律涵射范围有限,习惯法就时不时地介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者关系如下: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法制定的起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相配合,作为两种完整的体系独立存在着;国家法需要吸收整合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互补、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公共生活的现代重构:本体论哲学视界的论证

公共生活的现代重构既要避免落入西方公共生活建设之窠臼,也要应对中国公共生活建设之困惑,勾勒超越中外公共生活困境的理想图景,实现其理想及现实追求的一致。放眼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厘定,从本体论哲学视界论证,自主性社会是现代公共生活重构之基,自由的主体是现代公共生活重构之魂,社会自组织是现代公共生活重构之本。     

变迁社会中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表达、困境与重构

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所主张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综合表达。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发展的性质与方向,而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增强民族自信的根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进程中,考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内涵表达与现代困境,尝试从不同层面重构新时代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对于我们摆脱西方强势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李振城民族因素包括共产党执政和领导改革期间所存在的民族问题以及对此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中所暴露的问题。民族因素在导致苏联解体中无疑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进一步分析认识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于执政党在维护社会稳定、顺利完成改革事业、促进...     

现代广告与青年消费文化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现代广告对于青年消费文化的影响已日趋显现。本文将从青年消费者的需求欲望、个性身份、流行时尚、舆论引导、群体压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阐述广告在青年消费文化嬗变与变迁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包容中实现多赢：加拿大的民族政策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的主要移民国家，英法两大民族体系之间，以及其他小民族之间的共存、对抗一直是个大问题，加拿大的民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比美国还要敏感。不过，1960年代起，加拿大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找到了一根民族间和平共处的平衡木。从此，每一个族群都是国家的平等一分子，这对恢复少数族群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地位带来了革命件的变化。     

善待自我

“八荣八耻”的标举,实在是一件事关民族复兴的善举。民族的复兴,既要靠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也要精神道德的软实力:缺一不可。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然而,仅只经济搞上去了,倘若精神道德建构乏力,那么,硬道理也硬不起来。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儒释道堪称宝贵资源,理应发扬光大,可是传承不适于直接用来解决现实社会的精神诉求和行为规范的所有问题。传承需要现代转化和价值重构,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我”。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由“自我”始“,…     

从异化到复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传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异化消费为人在资本制造的虚假需要下对异化劳动的补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分析起点,探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异化消费的逻辑必然;以批判人的需求异化为逻辑中介,判明异化消费是一种异化的主体存在方式;以人的存在方式重构为价值旨归,指明微观层面在于价值观念革新、重建人的需要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宏观层面在于社会结构变革、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兼具批判和重构的逻辑理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身份的启蒙:民族——国家与认同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治理问题上,多民族国家维护和追求统一常常通过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来实现;而多民族国家要在这种统一中维持国家安定与社会和谐则需要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认真对待.如果说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概念上的分离是认识民族认同独特性的必要,那么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在事实上的同一为加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