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使用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我国加强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还没有形成顺畅的衔接机制,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使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够对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提供必要的参考意见。     

浅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换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须通过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及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进行分析,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探讨一系列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措施,供立法和司法实践参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对《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分析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主要通过证据转化规则和侦查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来实现.《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问题,但“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未免除侦查机关的取证义务,而是将行政机关作为取证对象.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如行政证据的范围、移交主体、证据审查规则等.     

如何实现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有效对接

刑事司法机关如何准确提取行政执法案件的证据,并加强对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实现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对接.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有关问题调研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类行政执法部门查办的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真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却没有与之对称,导致在行政执法领域普遍存在"以罚代刑"现象。我国现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健全,证据转换问题成为其中的主要难题。本文试从审查行政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对行政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具体审查方式的考察出发,提出审查必须贯彻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不同证据类别提出具体的审查方式、方法,以此确保作为刑事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为视角

研究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行政执法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领域的资格,无需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等证据材料”的范围既包括实物证据,也包括言词证据,凡是不能在刑事诉讼中重新收集、调取的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应从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对行政执法证据进行审查.     

论烟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自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但在烟草行政执法中又同时存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既要给予行政处罚又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在向司法机关移交案件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要遇到行政执法过程中采集获取的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问题,本文即从二者证据衔接中所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探析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本文试图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为切入点,探析行政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考量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诉讼的证据效力,即其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被采纳为证据及其证据的价值问题,也就是它作为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效力问题,必须首先对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报告的性质进行考量,继而结合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的本质特征与要求,得出将行政执法中形成的证据直接转换为刑事证据是不妥的结论。     

法律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缺乏程序规则、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从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及处理程序、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对移送的监督制度,并可以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建立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换,统一证据规则等方面完善行政执行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转换与运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转换与运用及如何转换与运用,是司法实务界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实质证据观为理论依据,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面对目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转换与应用的现实困境,应以务实的态度,针对不同的证据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转化适用

确立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适用规则是“两法”衔接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现有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提高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在行政执法证据转化过程中,实物证据可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对言词证据,应适用“原则上不可但允许例外”的规则.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得以规范适用,还需由司法解释的出台、人员素质的提高和配套机制的完善来共同保障.     

试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化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化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限制性因素的分析,建议根据证据的不同属性,对各类证据的转化规定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最终构建顺畅有效的证据转化机制。     

域外刑事证据能力契约制度之比较研究

刑事证据能力契约是控辩双方以合意的形式赋予证人庭前证言笔录以及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以证据能力的制度。作为传闻规则例外的合意笔录、合意书证以及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外的＂污点消除＂是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主要制度形态。某些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对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成立和生效的实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无效与撤回的条件及其后果等方面进行规制。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法律性质、法律效果以及理论基础等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由于在案件移送的具体程序以及证据衔接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使得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能有效的运行,导致"以罚代刑"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对如何建立完备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行探讨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证明标准的理论分层刍议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证据学界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概括和争议，包括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我国的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综合说、主观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等。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基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思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涉及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如何运用的问题.对此,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范,实践中做法不一,现实中的难题和分歧一直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对此做了一定的规范,不过对有关证据转化主体、转化方式、转化结果还有待深化认识.     

拼图抑或印证：中国刑事法官事实认定的实践检视

实证研究发现，“不证”或者“少证”似乎是中国刑事法官认定事实的主流态势，特别是在无证据争议的案件；只有在极少数存在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法官才会进行“细证”。总体上看，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模式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具体而言，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是“拼图模式”;在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一部分采用“拼图模式”对在案事实进行论证，而另一部分采用“印证+拼图”的综合性证据使用模式，即通过印证来解决争议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通过“拼图模式”来确保在案证据能够涵盖案件的全部要件事实。从长远看，需要持续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证明)模式，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     

生态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及解决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必须放在具体的执法领域才能看到具体的问题,就环境执法证据向环境刑事司法的衔接而言,存在着以下问题:环境执法机关片面收集违法、犯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环境执法机关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衔接中被技术性合法化,从而冲击排除规则的本意;环境执法机关在刑事立案的取证类似于刑事初查,但由于主体不适格、调查目的和主动性与刑事初查完全不同、取证程序与刑事诉讼有较大差距等原因,并不具有证据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打破刑事侦查体制壁垒,赋予环境执法机关以除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以外的的刑事侦查权.     

从行政证据到刑事证据转换的几点思考

证据转换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方面。本文从证据转换的依据、一般做法以及进一步完善补充证据转换规则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能为司法实践的统一及理论探索的深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所办案件构成犯罪的,必须移交刑事执法部门,刑事执法过程中,发现的一般违法违规案件,或虽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移交行政执法部门处理。鉴于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之间的紧密衔接,作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刑事执法中如何转化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并试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