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范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立法初探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收受礼金为名，大肆收受贿赂的情况层出不穷。当前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有具体的规定，造成现实中遇到相关情况没有统一的应对之策，过松则有违反腐根本，过严则有违传统公序良俗。本文拟对当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礼金收受贿赂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在法律上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具体规范，从而有效规范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的行为，达到肃贪反腐的目的。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之研究

由于现行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不明确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争议较大。本文着重从宪法学理论、法理学角度出发并结合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对准国家工作人员之范围作出分析界定,提出许多相关立法建议,以期对该条规定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再谈刑法适用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以及现实背景 ,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 ,应把握其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     

试论“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

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外延界定不明确,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分歧意见较多,不利于正确执行法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应包括四个方面。     

“国家工作人员”委托、委派之辩析

本文就"受国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进行辩析。     

关于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法律界定的探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并列的两个子集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认识,理论和实践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即"身份说"和"公务说"。"身份说"认为,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     

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了清晰界定,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存在不同的见解,“身份说”与“公务说”为两种代表说,其中,“公务说”得到首肯的较多,但在实务中应正确界定其内涵的外延。     

黄某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本案黄某利用代征税款的便利，截留并占有国家税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中级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第一，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第二，黄某能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之界定

对我国刑法关于“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的界定,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很大。判断某人是否属于“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界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范围开始,把握从事公务这一本质特征,并厘清委派的涵义。本文指出理解“公务”的概念应把握国家权力性和管理性两个特征,而“委派”应同时具备委派主体的特定性、委派目的的特定性以及委派程序的有效性。     

“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界定

对于我国刑法中“受委派从事公务”的范围界定,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均存在不同认识。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从刑法理论、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角度,对“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与范围进行了分析与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涉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准确定性与适当量刑以及对其预防遏制问题。要理解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委派”人员适格性之形式和实质要件和“委派”人员从事公务性的特殊涵义。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两类、四种”区别对待

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类、四种,每一类、每一种各不相同,不能笼统地以单一的身份、公务或二者的简单综合作为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标准,而应在公务概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与身份、职权、国家权力等的具体关系,区分两类、四种国家工作人员而予以分别认定。第一类包括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核心,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实质标准;第二类共三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围,其中,第一种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是包含职权要素的职务活动,第二种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概念的基础上以受委派的身份为关键,第三种国家工作人员则以公务中包含国家权力因素为关键。     

金融工作人员涉嫌假币犯罪的立法完善

由于金融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一旦涉嫌假币犯罪就较一般社会上的人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往往实施的不是一个购买行为而是数个相互关联的行为。因此,刑法仅对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的行为进行特别规定,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不利于诉讼经济,亟待修改完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通谋”的认定

“通谋”应是指共同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通谋”的含义应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刑法学理论。受贿罪通谋是指行为人之间形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意图”的意思联络．     

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司法认定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确定了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基调和范围,但至今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属于村基层组织,村基层组织人员是指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中管理集体公共事务的人员,不是泛指所有村民。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具备法律性、公务性、协助性等实质条件时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时只能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     

应将渎职侵权犯罪主体扩大至“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一、当前查办渎职罪案件遇到的主要问题（一）《刑法》关于渎职犯罪的主体限定,使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类似行为无法被追究现行《刑法》关于渎职犯罪规定的具体化,较多地照顾到了渎职罪的细化,应该说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南于缩小了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将渎职犯罪的主体严格限定为困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探讨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概念之一,对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目前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存在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