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头部门何以牵头: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下的权威再分配与政策执行

面对内容复杂且涉及多个部门的中心工作，地方政府大多会设置牵头部门负责具体的跨部门协同。在缺乏正式权威的情况下，与其他部门处于横向分工关系的牵头部门通过结构性权威再分配和过程性权威再分配，与其他部门建立起纵向准支配关系。前者包含组织策略、机制策略和个体策略等不同内容，后者嵌入到建设规划、目标拆解、过程管理、绩效考核的不同环节。上述政治性内容与狭义政策执行的行政性内容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复合结构”。这种政治与行政相混合的政策执行方式不同于政治-行政二分法下的单一线条思维，体现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度稳定性与运行灵活性方面的动态统一。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从本质上来说是高度依赖纵向权威的"人治"协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治化要素缺失。当前,我国依靠领导权威协同的模式不仅面临着公平公正缺失、协同不稳定等风险,而且从长期来看制约着我国的协同机制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探索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法治化路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部门职责权限,以精细化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建立整体性的法律制度协调机制。     

刚性制度下的“业务制”弹性化组织创新——基于Z省L市模块化改革案例分析

面对刚性制度与地方需求多样性之间的常态化治理困境,已有基层治理手段和组织结构设计不能总是有效回应。在系统梳理我国地方政府弹性化组织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对L市农业农村局与经济发展局“模块化”改革的深入剖析,引入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概念。研究发现：“业务制”改变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职能导向特征,以流程导向、需求导向、数据导向为核心,通过打破原有的横向职能分工以及纵向垂直管理,在组织内部嵌入了更具弹性、开放性与动态适应性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政府内部横向协作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政策的贯通执行,为推进纵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风险和结构性阻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淳安县级机关中层干部跨部门交流的创新实践

为了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县级机关部门中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效推进淳安“以湖兴县、融入都市”发展战略。今年6月，淳安县在县级机关部门中组织开展了中层干部跨部门交流，共有27名中层干部进行了跨部门的交流。     

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实质

制度扭曲和结构失衡是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主要根源。从表面看,地方财政不透明、政企不分和银行风险意识薄弱引起了地方债务风险;从更深层次看,地方债务困境反映了宏观结构失衡背景下,需求管理政策快速转换对制度扭曲的放大作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应从制度层面着手开放产业并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以消除债务隐患:通过产业开放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扩大消费需求;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消除地方政府资本性支出的逆向激励,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以竞争机制强化银行的风险约束;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编制、执行的透明度,强化预算管理和问责约束,降低制度外支出和或有负债的不确定性。     

任务环境、大部制改革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反官僚制化——对浙江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选择。可现有研究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组织运行逻辑和任务环境对改革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中国官僚制组织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任务环境与作为官僚制化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地方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为案例加以论证。研究发现,政策模糊、制度缺失及组织任务的膨胀与冲突加剧了以压力型体制这一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产生张力。这突出呈现为一种反官僚制化现象,从而降低了改革有效性。除了完善统一权威的组织体系,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公务人员责任落实,持续推进专业化建设,而这依赖于任务环境提供更系统有效的支持,特别是更科学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支持。     

科级天花板下的官员隐性晋升研究——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

大国治理和多层级政府的国情下，各级官员极易触达职业晋升的“天花板”。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大多数官员更难以逾越“科级天花板”限制。那么基层政府如何激励大量“晋升无望”的官员呢？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发现“制造科层台阶”和“隐性微进步激励”起到重要作用，即科层组织会演化出除正式职务职级晋升之外的微小台阶式隐性晋升激励机制。具言之，这些隐性晋升激励机制根据权力纵向交互和横向影响的强弱可分为：发达地区任职、班子排名前提、靠近政治中心、风险规避减弱等。非正式制度在乡土中国基层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生动案例呈现出制造科层台阶这种非正式晋升激励的类型、运行规律和运作效果，丰富了非正式激励制度的相关研究。     

“食药环”犯罪案件的侦查困境和破解对策

当前,“食药环”犯罪呈现产业链、隐蔽性、网络化的特点。“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作为专门打击力量,组织机构逐步完善,打击战果逐渐显著。当前“食药环”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打击队伍组织机构混乱、专业力量不强;案件来源匮乏、线索经营困难;证据易灭失、取证能力不足;认定依赖鉴定、检测难度较大;行刑衔接不畅、部门协作不力。对此,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广辟案件来源,提升线索经营能力;强化证据认定,完善两法衔接;提高专业资质,建立专有鉴定机构;加强协作配合,提升打击效能,推动“食药环侦”走向专业化、信息化建设之路,实现对“食药环”犯罪的高效精准打击。     

综合行政执法跨部门协作问题研究

在综合行政执法从改革试点到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跨部门协作问题,没有高效率的部际协作就没有高质量的综合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跨部门协作各参与主体协作意识弱,协作制度供给不足与协作程序不规范,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协作工具运用等协作机制不健全,对协作不作为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已成为综合行政执法顺利推进的主客观障碍。深入、全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必须培养跨部门协作各参与主体的依法参与意识,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并完善对不履行协作义务责任的追究机制。     

走向21世纪的人才市场(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激涌。禁锢的思维模式,旧体制的羁绊,被一次次冲击…… 然而,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又如何呢? 传统人事管理体制的弊端之一,是人才由国家统包统配。囿于一地或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形成“部门、单位所有制”,人才难以跨部门跨地区流动。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造成了人才分布与需要的失衡。因此,严     

“一网”能够“统管”吗——数字治理界面助推跨部门协同的效能与限度

界面及界面理论为数字时代跨部门协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现有文献集中强调信息共享促进跨部门协同的作用，但对于技术赋能的深度机理及其限度还缺乏系统讨论。数字治理界面具有数字整合权、边界裁判权、流程再造权、监督考核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门边界模糊化、协调机构非常态化、信息共享阻滞化和监督考核迟滞化等传统城市治理困境。同时，受数字力、行政力和领导力三因素的影响，界面也存在“失灵”现象。事实上，界面兼具工艺性和生态性特征，不仅是人工设计的产物，也是组织间互动、组织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其本质上是这种互动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界和“接面”。数字界面功能的提升离不开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共识的形成。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金融发展差异、资本错配与中美经济失衡

通过实证检验1999Q1-2013Q4期间金融发展差异和资本错配对中美经济失衡的影响的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财政收支、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发展差异和资本错配都是中美经济失衡的重要决定因素;金融发展差异对中美经济失衡的影响方向依赖于替代变量的选取,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资本错配比率高于美国,导致中美经济失衡持续扩大。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发展中的社会组织：内卷化及其超越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增长过程。然而，由于独特的发生逻辑和制度环境的限制，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社会效用的普遍不高，可以说已逐渐陷入“内卷化”困境。所以，我们认为，社会组织若要从“初级发展”走向“科学发展”，超越“内卷化”困境，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从理性互惠走向情感联结：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

在商业与社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实践中，企业与社会组织何以构建良好、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联合的力量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日益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考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五家企业基于“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的合作经历，可以归纳提炼出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合作初始阶段，理性面向的交换互惠机制在合作动机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基于交换关键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目标构建伙伴关系；进入合作成熟阶段，情感联结机制成为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关键，双方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信任强化与价值共创，使跨越部门边界的组织之间产生了超越理性的情感联结。正是理性与价值两种逻辑机制的交互与融合，共同推动了商业部门与第三部门可持续合作的实现。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

资本的“绝对命令”或曰最显著的特质是价值增值以及由此形塑的价值增值体系,信用和虚拟化内植于资本逻辑扩张增值的价值体系和生产关系之中。伴随资本范式转换生长起来的虚拟经济既蕴生于实体经济,又具有与实体经济脱钩与超离的悖反性属性,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错配的协调困境。矫正资本脱实就虚的天然倾向和走出虚荣实衰的实践困局,需要剖绘资本的范式转换轨迹和析出资本的本构逻辑谱系,暴露“资本的限度”和虚拟化的本质面目,进而在重构虚实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虚实相济的可行性方案。     

低稳定预期与服务类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强调制度限制导致了当前基层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不利于准确把握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指导方向。本文采取“结构-能动性”分析的视角,针对这一现象从机制层面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本文认为,多中心分散化的购买服务机制与强调短期利益的竞争性考评体系无法为社会组织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与低稳定预期相伴随的是社会组织应对的策略性逻辑,社会组织或通过发展特殊主义关系来稳定资源渠道,或培养自己成为“多面手”从而具备承接多个项目的能力,但无论哪种策略都不利于社会组织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数据跨部门流动的风险与问责

数据跨部门流动的背后隐含了公权力的交融与聚集,基于特定目的采集的数据,更容易被另一部门用于实现其他目的。并非所有数据都要汇聚,应构建适度竞争而非完全一体的部门间数据市场。除了要防范外部风险,更要警惕内部权力专断的可能性。正是因为难以控制数据跨部门流动的风险,所以有必要形成动态、交互的问责关系,将“问”的过程拆解为“提问-回答-质疑”：由中立的数据主管部门提问,处理数据的部门作出回答,再由数据主管部门质疑。应否启动问责,不在于是否存在直接、具体、可见的损害,而要看数据流速、流向是否符合部门的法定职能,处理数据的部门能否将风险的严重性限制在相称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