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单元重构视角下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与进路——基于历史脉络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治理单元重构的角度出发,基于历史脉络,思考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与进路。在传统时代,行政化的管理单元与侧重社会性的地域单元是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两种思路。其中,在清代的街坊这一复合型单元中,管理单元与地域单元走向了稳定的合流,行政化与社会性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立足近代以来城市治理的重塑方式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治理经验,我们可在借鉴街坊得以灵活运作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结合城市治理的制度化、整合度、精准性的要求,构建“党建+单元矩阵”模式,完成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解决当前治理中行政化与社会性的平衡难题,在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需求的精准落实。     

论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与基层协商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变迁是驱动协商治理等多元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石,其变迁过程中基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基层政权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对基层协商治理的生发具有直接影响。在正式规则方面,基层协商治理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制度性契合是其生长点,而自身的制度功能缺陷又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在非正式规则领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价值旨归和伦理意蕴与基层治理变迁三大张力之间的耦合或冲突以渐进、内生的方式改变基层治理的格局;基层政权能否推动基层治理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商转变,主要取决于其实际能力和意愿,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视替代优势、治理成本、关键变量等元素的博弈结果而定。撬动基层治理变局的内外动力杠杆与路径依赖三大元素间的复杂关联构成宏大的基层治理场域,其具体走向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造就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独特场域。H县火化政策执行经历了政府运动式治理、村民消极软抵抗到政策隐性终结公开化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演绎着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基层官员与乡村共同体关系相互影响的复杂场景。政策细化中的乡村文化融入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一旦缺失将引致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成为乡村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异的决定因素。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有助于通过增进公民参与,将乡村文化习俗融入政策细化,促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习俗的互恰,为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探析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视角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分析共同创立的。本文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的逻辑,阐释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范式,反思该理论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中心工作与国家政策执行——基于F县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

本文是一项回溯性的研究,通过豫东平原F县的农村税费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国家政策与基层治理模式相互制约,国家体制塑造了基层治理模式,而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又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执行效果。在农业税费征收和减轻农民负担之间是一个政策系列,由于国家各项政策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不一样,从而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只能通过中心工作和一线政策等治理策略,来防止涉及农民负担问题恶性案件的发生。一线政策的压力又反过来使基层治理陷于困境之中,从而影响了农业税费征收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税费改革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等国家政策的调整。     

多中心、自主网络与跨域警务合作——奥斯特罗姆警察服务思想试探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相比大城市的警察机构,地方社群控制的警察机构的产出水平更高,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大都市地区警察服务的生产者具有多样性,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重复生产;不同层次的警察机构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关系网络,使得辅助服务被普遍地使用;机构规模的多样性和服务的不同组合,并不必然产生服务的浪费和混乱;交叉管辖背景下跨辖区警察组织的合作具有普遍性,且非正式（不成文）合作非常容易实现;警察绩效与正式合作协议的数量负相关;与非正式协议的数量正相关;绩效测量应该是一种学习更好地了解警察做什么和在其社区有什么影响效果的途径,在提出更好的问题方面比给出更好的答案方面更有用。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的政策选择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安警察改革和警察服务的组织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治理结构、利益与激励：中国政府安全生产管理价值的制度基础北大核心CSSCI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受到经济增长价值的侵蚀是当前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遭遇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监管政治理论和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在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治理结构一利益一激励"的中国政府安全生产管理价值分析框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治理结构由政企合一转向多元分化;利益结构由国家"包办"演变为交错复杂;政府安全生产管理的內在价值也由福利导向转为发展导向。为了重建政府安全生产管理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利益结构方面要通过法治化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形成安全生产监管的內在激励,在治理结构方面通过职工组织建设和利益表达渠道的完善增强职工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行为的影响力,重新构造经济增长与安全生产的均衡激励机制.从而在政府安全生产管理价值上重新确立维护社会正义的取向。     

新时期化解基层群体性事件的路径创新——以中部R市信访困境为调查与分析对象北大核心CSSCI

虽然基层信访的生成受诸多变量的影响,但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关系。通过增强行政效能,进而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来化解基层信访,为基层信访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增强行政效能,需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着手,通过政府的角色更替、工作机制的创新以及工作作风的转变来调整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系,化解信访冲突和矛盾。     

政府互动导向对基层公务员服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烟台地区居民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我国公务员队伍正面临着自身信仰危机,服务绩效低下而造成的公众信任危机的尴尬处境。整合服务组织的互动导向视角和服务绩效视角,本研究提出政府互动导向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务员服务绩效。通过对烟台地区287名公众的有效调查,证明互动导向对提高公务员服务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从而有助于改变公务员信任危机的尴尬境地。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创新,是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实践中,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法院主导模式和检察机关主导模式三种主要类型。三类实践模式存在着矛盾纠纷化解过度追求非诉讼化、矛盾纠纷调处协同联动不畅、矛盾纠纷预防系统性阙如等失范风险,以致难以实现修复利益关系、融合治理力量、塑造法治思维和预防矛盾纠纷的治理功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优化矛盾纠纷分流化解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治理效能。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北大核心CSSCI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医养结合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医养结合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其运行状况参差不齐。为剖析我国医养结合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本文对5则医养结合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主动嵌入型”医养结合运行状况优于“吸纳嵌入型”。基于双层嵌入理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对差异原因及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医疗机构对医养结合收益存在误判,导致其经济动机无法得到满足,同时非经济动机也未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正向回馈,进而影响了医疗机构服务提供内生动力;基层医疗机构缺乏纵向资源整合导致嵌入程度不足,无法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只有端正对医养结合收益的认知,筛选适宜的医疗服务主体,优化制度环境,才能优化医疗和养老资源整合,放大医养结合在应对老龄化和降低社会综合成本方面的优势。     

基于住房支付能力视角的保障房准入标准研究——思路、方法与案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对住房支付能力的内涵与类型、测度方法以及保障房准入标准等问题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以保障房价格(销售价格和租赁价格)为切入点,考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针对产权型保障房和租赁型保障房设计了各自的准入标准思路与方法。具体来讲,基于按揭贷款视角采用贷款月偿还额占家庭月收入合理比例方法来界定产权型保障房的保障覆盖范围;采用月租金额占家庭月收入合理比例方法来界定租赁型保障房的保障覆盖范围。然后以天津市不同类型的保障房为例,对本文设计的保障房准入思路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最后给出实现保障目标的政策建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契合性——基于软实力的一种考察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国家必然是在具有自身精神标识的价值引领下开启现代化征程的,软实力的支撑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必需的逻辑前提。软实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价值观的较量。以社会主义为根基和以人民群众为旨归的本质特征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倚重的一种软实力。它从实现价值整合、凝聚价值共识、巩固执政地位等层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着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契合性启示人们,应通过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明的主导地位、提供坚实的硬化条件、植根于雄厚的民族精神、强化价值自信等路径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