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本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宣布与印太地区的13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进程。“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开展印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制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份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印太区域制度整合方案，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竞争的行动纲领，其未来必将会对我国的海外市场、供应链稳定、区域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区域各国制度整合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影响和挑战，我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整合“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推出区域数字规则的“中国方案”，构建我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RCEP为抓手，推动区域制度整合。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

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而随着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全球化既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风险。现行的经济、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将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有效监管将有助于保障金融高度开放之后国内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     

90年代国际产业竞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贸易自由化、全球化蓬勃发展,各国纷纷加强国家干预,努力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采取扶植战略性产业、"国家出口战略"等政策措施,使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欧洲工业经过革新,在传统工业和新型工业上再次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东亚产业竞争优势的出现,日本不但在传统产业而且在高技术产业上面临东亚等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因此,90年代美欧以及东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导致日本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日本国内出现产能过剩,从而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概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经济安全问题伴随着主权国家的诞生而产生。随着冷战的结束, 尤其是以“和平、发 展、合作”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国家安全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关联度减弱, 与稳定和发展休 戚相关。经济全球化又使一国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密不可分, 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 的地位上升, 内涵扩大, 环境复杂, 威胁多样, 风险加大。保障经济安全必须从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 着手, 但经济安全的基础在国内, 保障重心在国内。     

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

2021年以来,在内外勾连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日本涉台政策呈现出明确的“安全化”走向。由于涉台地缘安全固有考虑、右倾化加剧的内在驱动,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刺激,日本谋求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面向全面提升对涉台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政治上着力建构“日台安全密切关联”的政治安全叙事,军事上拓展在台海的“先发”能力与军事活动能力,经济上加强利用台湾来谋取在供应链等方面的“经济安全”利益,外交上强化涉台安全多边战略布局。不过,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亦受到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势力、中日关系整体架构以及美国的制约与管控。     

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2022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保障重要商品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及实现社会数字化转型。日本可通过深化与IPEF成员国合作获得短期收益,但IPEF本质上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建立的经济合作构架。长远来看,日本加入IPEF不仅会阻碍中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区域合作,挤占中国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加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竞争,而且可能迟滞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鉴于此,中国应认真研判日本加入IPEF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构筑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构想”是为了应对世界大变局,替代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其主要特点包括：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加强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体系;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增加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在矛盾;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机制面临印度弱角问题;“印太战略构想”目标与财政资源不相称;战略目标之间自相矛盾。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有利于日本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海权势力范围。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前景评估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在贸易问题上不时敲打日本.对此日本加大了对美经济的合作力度,不仅大幅提升了对美经济合作的政策主动性,还积极追加对美投资等,刺激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普遍担忧日美经济合作前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的海外利益等诸多问题.受其影响,短期内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将出现“双速型”的发展模式,即能源及农业贸易等战术问题将得以突破,而日美FTA、TPP等战略问题将久拖不决.     

欧盟经贸立法：动向、特点与对华影响

自2020年以来，欧盟接连以“安全”“人权”“环保”“公平竞争”等名义制定或实施一系列经贸立法，并将中国企业、实体和供应链作为重点限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常态。这些法案均以保护和增强欧盟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目标，凸显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单方面赋予欧方“长臂管辖权”和自由裁量权，是欧盟应对大国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相关法案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对欧出口合规成本和投资准入门槛，阻碍欧洲企业对华投资和技术溢出，限制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前沿议题规则制定。对此，中国需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措施综合应对，维护本国企业、实体合法权益和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

2017年以来,在中美经贸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逐渐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顺应国际秩序的调整态势,力争维持并增强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植东亚并同中国深度融合,如长期以安全逻辑扭曲经济政策,可能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区安全秩序更趋复杂。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保守化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压力,中日两国应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秩序平稳过渡,以多边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论东盟五国的国家竞争力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本文借鉴和运用当代国际竞争力理论与评价体系,分析东盟五国国家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对影响各国国家竞争力的要素结构(国内经济实力、政府管理、基础设施、科技发展和国民素质等)进行剖析,探索全球化进程中东盟五国国家竞争力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国家利益的论争及界定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利益中的核心要素,如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核心利益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国内各派发生了激烈的论争。美国不论如何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确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或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韩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要，韩美经济关系加速朝着全球化和安全化方向迈进，双方重点推进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各自“印太”经济政策对接以及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美国在科技经贸关键领域对华“脱钩”布局，增加美韩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博弈筹码，助推美国全球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与此同时，韩美经济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存在限度；中韩经济关系中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合作具有韧性。中国可采取积极对接、主动塑造的对韩经济外交策略，稳定中韩两国合作基本盘，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9·11”后的日澳安全合作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两大传统盟国,在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至关重要,被称作美国的“南北双锚”。除去美国的居间作用之外,日澳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以经贸联系为纽带改善双边关系以来,两国逐渐将合作的领域从经济拓展到政治与安全,并于1995年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作出了相应的战略调 整, 进行全球性扩张C 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 给我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增强了 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国际竞争力 。 但同时, 跨国公司力图将中国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和西方主导 的全球化体系, 以控制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 。面对这种状 况, 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以趋利避害, 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