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特朗普执政标志着这一政策转向的基本完成,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推进。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既有研究主要从美国领导人更替、中国外交“咄咄逼人”和权力转移三个角度给予解释。本文在指出现有解释不足的同时,借助国际地位理论,提出霸权国地位焦虑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正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及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焦虑,触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由“接触”转向“战略竞争”。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文末提出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风险的政策建议。     

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印太”战略是美国同中国展开竞争以护持其霸权最为重要的战略框架。“印太”战略虽然最早由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但限于其有限的国际执行能力和单边主义的政策方向,该战略总体上成效甚微。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与中国展开竞争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全盘继承并大幅升级了这一新型国际战略,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印太”地区全面回归区域多边主义,通过制度升级、制度创建与制度回归三种方式重构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区域制度体系以“规锁”中国;第二,以经济外交为抓手,在供应链、技术、基建和数字贸易等方面为“印太”框架注入经济合作动能,以夯实“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第三,从“美国优先”转向高度重视对盟友与伙伴的投资,积极打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以实现其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制衡中国的目标。拜登政府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将有可能对中国的区域外部环境形成更为严峻的战略压力。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拜登经济学与美国新经济范式

拜登用“拜登经济学”来概括其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并将其作为谋求连任的关键口号。拜登经济学具有三大鲜明的特点：为美国经济发展设定清晰的国家目标，大幅度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强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整合。拜登经济学明确拒绝了美国过去40年里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完备且连贯的新经济范式的形态。其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以及美国面临的越来强的国际竞争压力，直接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以及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新共识。拜登经济学的许多成果和政策都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它也面临着政治基础薄弱、财政状况恶化、外国反制等挑战。无论新的经济范式最终是否以“拜登经济学”命名，美国的经济治理都不可能回归先前的新自由主义范式。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特朗普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维护经济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单方面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给处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漩涡之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安全战略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强调重振美国经济重要性的同时,将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试图通过贸易救济、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限制等方式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阻碍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以维持并巩固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评析 ——兼论其在中东的逆动

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在该地区的能源、地缘、宗教等方面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构成巨大挑战。当前,特朗普政府正以应对伊朗问题为核心推进其中东政策,并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大环境下,寻求以较低成本继续维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通过调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来应对伊朗崛起导致的地缘格局新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较为系统地阐述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宏观背景、战略目标、核心内容及实施效果,揭示其本质特征和优劣得失,勾勒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图景,并尝试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为中国与伊朗发展面向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提供参考。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大国竞争、政治极化与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政策进展

“服务中产阶级”政策是拜登政府的执政重点,其政策框架包括社会政策议程、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以及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服务中产阶级”政策的进展,反映了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影响深远。当前,大国竞争与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特征,影响并塑造着美国的内外政策。一般而言,一项政策的大国竞争属性越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小,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可能达成共识;一项政策大国竞争属性越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就越大,两党在该项政策上就越不可能达成共识。社会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弱,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大,进展寥寥;国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中等,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中等,推进艰难,但有一定进展;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大国竞争属性强,面临的政治极化影响小,进展顺利。     

霸权之翼：美国外交能力探析——以特朗普、拜登政府为重点的分析

美国霸权护持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军事实力，也与其外交能力密切相关。总体来看，基于对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外交理论对于国家政策的塑造和解释能力比较强大，但也体现了美国对自身的认知过度自信和对其世界霸权地位格外重视。同时美国的外交谋划也出现了战略失衡问题，即在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现象。美国的外交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能力虽然比较完备，但因国内政治分化、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和国际制度取向等原因，也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外交的协调能力在国内外都谋求强化其作用，不过这种强化需求也加剧了各方之间的张力，使得统筹协调的难度增加。美国外交执行能力波动与其外交资源投入、外交人员素质密切相关，也与白宫对外交系统的信任程度有关。鉴于近年中美竞争加剧并具有长期性，两国在外交领域的博弈也异常激烈，这使得我们对美国的外交能力加强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考量

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两年之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谈程序并签署了新版《美墨加协定》。这一重谈过程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减少贸易逆差、增加本土就业以及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经贸规则等核心诉求,展现了"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理念。同时,重谈过程不但内蕴着特朗普政府回馈蓝领中下层选民这一关键群体以及商业利益的政治诉求,也展现了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推进其他贸易安排重构的战略考量。在重谈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的优势,采取了双边谈判与极限施压等手段迫使对方作出让步。不可否认,《美墨加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但新协定的达成也是美、墨、加三国在新的利益支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但由于美国国内府会对峙、党争极化等政治因素,《美墨加协定》的最终生效与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谋求新的平衡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以色列政策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拜登政府开始调整之前对以色列过分偏袒的做法，使美以关系回到常态，有意维护与中东其他各方力量之间的平衡，安抚中东阿拉伯盟友；在地区层面，通过影响盟友们和友好国家，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意欲与地缘战略对手伊朗重启谈判，通过重新签署伊核协议对其施加限制，从而对中东和亚太两大战略板块的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制，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拜登政府的新以色列政策将对以色列的外部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的回应、域内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域外大国的态度都将叠加在一起，成为未来中东局势中新的变量。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指向,但在目标、范畴、路径、工具和手段上呈现出梯次化特点。这既是对技术进步的回应,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驱动下作出的综合调整,是“技术—政治—经济”多因“共振”的结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这种调整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但实施不会顺利,因为其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包括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其科技战略理想、战略收益与成本投入日益失衡、霸权思维的障碍等。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特征与成效评估(2009—2022)

美国南海政策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美国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不断发生演变,从奥巴马政府的“双轨政策”到特朗普政府的“武力威慑”再到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促使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要通过军事、外交和法律3种手段,相互结合、综合运用,最大限度地威慑和遏制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发现,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引发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与海洋秩序争议等多层面的联动反应,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考量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实施存在诸多内在局限性。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塑造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周边外交关系,不断加强在法理层面的有力回击,从而运筹南海问题,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