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的“人民调解员”

江苏省昆山市对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制度的探索始于2008年。在不断的工作探索中,昆山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调解员职业化体系:即经人事部门认可,将人民调解员确立为社会公益性岗位,在矛盾纠纷多发地人     

昆山市探索人民调解员队伍职业化道路

随着矛盾纠纷的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人民调解员队伍呈现出专业化、专职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专业化是对人民调解员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方面的要求;专职化是指人民调解员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不从公共财政中获得必要的劳动报酬;职业化是指人民调解员     

关于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思考

近几年来．为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在提高兼职人民调解员能力素质的基础上．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以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高了调解人员化解新时期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在考察有关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试对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关于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需要，在巩固、提高兼职人民调解员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江苏、北京、上海等地以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高了调解人员化解新时期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在考察有关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试对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绝不能让矛盾在我手里激化

我是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司法局广州路司法所一名普通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这个职业和我很有缘分,1999年大学毕业就做了人民调解员,这一干就是14年。在平凡的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我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百姓的解忧人,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个要求,那就是每调解一起矛盾纠纷,都要做到当事人心服口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11年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并当选为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理事。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我对人民调解的挚爱与痴迷。     

湖南省探索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资格评定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全省人民调解队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湖南省司法厅于2014年12月4日发出通知，在长沙、株洲、郴州3市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资格评定试点工作，经验成熟后在全省推行。根据《湖南省人民调解员等级资格评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人...     

给年轻调解员的职场心语

<正>本文是中国贸促会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副秘书长兼调解员梁柳仪的一篇论坛交流稿。梁柳仪从事调解工作13年余，从法律界的小白蜕变为一名在人民调解、商事调解领域都有着丰富经验的优秀调解员，其亮眼的成绩离不开调解工作中的好技巧、好方法。新时代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逐渐向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人民调解员队伍也出现专业化、职业化、年轻化的趋势。梁柳仪针对年轻专职调解员提出的调解工作方法，对于帮助年轻调解员尽快熟练调解工作，颇有借鉴意义。     

短讯速递

2012年1月5日，北京市司法局举办了“首都人民调解员新春团拜会”。这是司法行政部门针对基层人民调解员举办的首次慰问活动，体现了市司法局对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关心、关怀和厚爱，深受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喜爱，这将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为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郝赤勇在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刚才，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章程》修改说明，通过了《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和理事。顺利完成了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换届选举。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协会力量。     

走进人民调解员的一天

从日出到日落,人民调解员的身影一直默默忙碌在乡村、街道、社区……他们耕耘在最基层的维稳一线,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辛劳,担当起平凡而光荣的使命。本文选取北京、浙江、新疆三位调解员一天的调解工作,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矛盾、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这三位调解员精彩的一天也是全国近500万人民调解员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