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对刑事被告人公平审判权的保障

刑事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在国际人权公约及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但中国宪法并未将这一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不良后果 ,刑事被告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常常受到侵害。中国宪法应把刑事被告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使刑事被告人的这一权利得以实现。     

略论我国宪法审判适用问题

宪法适用在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有效地得以保障、落实和救济,这也是宪法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原则上,宪法规范在我国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理应得到适用,但应给予必要限制。在我国,宪法的审判适用有其特殊的涵义,不能突破现有的宪政模式。目前,我国宪法的审判适用仅指人民法院按现有的诉讼程序进行的具体适用宪法规范的裁判活动,不具有一般的规范性。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法典时也应遵循一定的规范。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院行使复核权，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将会减少，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死刑限制适用的重大刑事政策制度的推进。“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看到媒体这种“大快人心”的“舆论审判”报道。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借意“民声”的媒体“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去化解这种种压力，平衡科学理性的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激情的“舆论审判”间的冲突，无疑将十分考验法院刑事审判胆魄和智慧。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由被告人自由着装出庭引发的思考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率先实行被告人自由着装出庭制度,体现了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视与贯彻.以此为契机,再提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适用问题,以期达到增强该原则可操作性、指导审判实践目的.     

论庭审法官同一原则

庭审法官同一是刑事审判程序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对保证审判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庭审法官同一原则在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审判中有明确规定或要求,而我国在刑事审判中没有完全确立这一原则。     

激活死刑赦免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针对我国死刑适用现状,通过综合路径限制死刑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赦免制度在刑法视野下具有多种价值,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制度在实践中却被虚置。我们应该尽快激活该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其适用的对象、条件和程序,打消民众顾虑,推动赦免制度的法典化,最终促进刑事法治进步。     

我国宪法的修改对刑事法治的影响

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刑事法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完善了刑事法治的宏观指导,强化了刑事法治的经济功能,完善了国家安全的刑法保护功能。     

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浅析

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已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宪法在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是必然的,但我国宪法目前在司法活动中还不具有适用性。本文对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在理论上和在司法实践中进行考察,建议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建立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     

我国人民法院依据宪法精神适用法律路径比较研究——以公民监督权为视角

本文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适用宪法公民监督权审判案例,分析了我国人民法院依据宪法精神适用法律的涵义,考察了其具体适用路径并作比较研究,进而提出我国人民法院依据宪法精神适用法律的拓宽和改革路径,以期在推动和促进我国宪法实施上起到一定作用。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现实考察与未来面向——以比较法为研究视角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协调下的产物。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呈现适用范围小,程序适用尤为谨慎的特点,并通过刑事立法对缺席审判的适用情形、案件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尤为强调缺席被告人的诉权保障。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侧重解决贪污贿赂等重罪案件被告人外逃问题,应对该制度进行体系完善,以严密的程序设计规范制度运行以保障缺席被告人权益。     

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研究

基于国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和刑罚权的特别规制需要,刑法的宪法化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作为厉行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刑法的宪法化原则在近现代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全面、准确地界定它的基本含义,系统、科学地确定它的基本内容,是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应用它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刑法的系统宪法化和法治化、宪法的司法化,它才能真正地在刑事法治实践中得到贯彻。     

论法治思维及其刑事检察实践

当法治成为一种思维,意味着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具有了走向实践的可能性。法治思维是以宪法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方式,包含服从、治理、实现三个面相。刑事检察实践中的法治思维运用存在着诸多两难博弈,体现为执法与监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张力。只有通过回归宪法的方式找到"思行合一"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法治思维与刑事检察实践的良性互动,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宪法实施,构建公平正义的法治氛围。     

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不仅应当考虑该制度在程序分流和降低司法成本方面所发挥的提升诉讼效率应有功能,而且应当强化其服务并服从于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需要的基本理念,从而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置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宏大背景中促使二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本文试就审判中心视阈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分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建议。     

刑事缺席审判送达规则研究——基于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则

有效送达是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得以适用的前提,是对被追诉人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尊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存在不足,不符合有效送达的要求。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以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通过程序规则在刑事缺席审判中确立了有效送达原则,以审判实践丰富了有效送达的内涵,并且对有效送达的证明问题进行了探索。有鉴于此,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应当确立有效送达原则,并从送达的时间、主体、方式、内容以及有效证明标准等维度完善配套的程序措施。     

浅析中国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

从20世纪末叶起,由于刑事诉讼法宪法化的潮流使得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基本制度有日益合流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射于发芽于英美法系土壤之上的证据排除规则,浅析其对于中国刑事审判实务中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启发。甚或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体系的建立完善有所裨益。本文首先介绍了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及发展状况,再者阐释该规则对于刑事诉讼体系运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可适用性以及适用的范围。     

大都市基层民警法治思维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某市为例

大都市法治状态在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策略中具有指标意义,其公安机关的法治程度尤为具有代表性。一项针对派出所民警的问卷调查显示,基层民警的法治思维存在一些问题,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解决问题的建议主要是创新在职民警的法律尤其是宪法专题培训、加强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建设、通过读书提升民警个人修养,并从审判中心视角等综合方面提升公安机关基层民警法治思维及其能力。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司法证明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席审判程序的补充和例外,其程序构建和运作受动态平衡诉讼观指导。刑事缺席审判中的证明与对席审判以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证明均有所差别,其内容和特点受程序适用条件、适用案件类别和程序变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其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具有特定内涵。立法的粗线条决定了有必要对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审判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囿于国权主义思想、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不健全、制度设计缺失等因由,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多地方仍然亟待完善,本文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等三个方面论述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以期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     

刑事辩护权的宪法反思

刑事辩护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项应当获得宪法救济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及保护直接体现一国人权保障的状况和法治文明的程度。宪法规定刑事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追诉者能够运用宪法规定的这一对抗性权力,使控辩力量趋于平衡。我国刑事辩护权在现行宪法构架下尚有立法上的缺陷,影响了刑事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从宪法保障功能方面改革和完善控辩诉讼结构,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根本要求。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