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定证据证明标准之兴衰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从自由证明到严格证明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必须要无缝对接到侦、捕、诉、审等诉讼环节,因为其属于程序性争点以及审判前环节可以采用自由证明的方法,但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权力的整体特色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谨慎采用严格证明方法也更加合理,具体有书面审查、口头审查和调取、审查讯问录音录像等方式。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办案机制以承办人主办、部门讨论和主管领导决定为主,同时还有上下级和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在监督和控诉的不同方向可能会激化检警冲突和检法冲突。     

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有四个特点:一是具有某种形式主义倾向;二是构筑了封闭式的分类体系;三是倾向于细致具体的分类方式;四是类别设置有一定独特性。证据包含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原生性与派生性的材料均可作为证据使用。改革证据分类制度,需要将“勘验、检查笔录”改为“侦查、审判笔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结论与鉴定人陈述”,同时将证人证言扩大解释为包括普通证人证言与专家证人证言两种类型。可以保留视听资料的分类,但仅指音像材料,而将计算机资料划出,分别归于有关的证据类型。     

我国证明模式微探

产生于特定时期、具有典型特征的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都已不复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今天的它们已经具有了新的涵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证明模式是自由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出台更是对这种说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本文认为仅凭《证据规定》中第64、79两条的规定是不能构筑起我国自由心证的大厦,我国适用的证明模式实质上仍然是法定证据。     

从司法鉴定的证据属性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作为一种证据,司法鉴定具有双重属性：实体上的科技性和程序上的诉讼性,从不同角度确保司法鉴定结论真实可靠、公正权威。司法鉴定制度必须包含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确保司法鉴定及其结论在内容上具有符合科学规律的正确性,在程序上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司法鉴定制度基本可以分为针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行政管理制度与针对具体鉴定活动以及鉴定结论的审查和采信的诉讼制度。为实现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应当完善各项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诉讼程序制度,并使之内在协调、彼此连接,形成协调的制度体系。     

从劳教制度看司法改革

本文从劳教制度是否要改革、怎样改革的角度切入,详细论述了我国当前劳教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司法改革的进步状态。     

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探索——从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历程看中国司法改革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宣布的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从此，司法机关和侦查机关在实践中有了法律依据。这是我国司法改革中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统一的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步骤。本文重点探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作用和我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特点。     

证据制度改革若干前提问题探讨

证据制度改革与完善，始终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之后，进入了一个强化庭审功能尤其是强调当庭举证、质证的新阶段。目前，如何改革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现时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主要是证据制度方面)改革。实际上，是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一些与现行法律或     

从王海军故意伤害案的冤案成因看我国刑事证明的现状

佘祥林故意杀人冤案经过新闻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通过清查,全国类同佘祥林的冤案还不少。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笔者将从一件普通的故意伤害冤案成因来分析一下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态度、刑事证明制度、刑事证明责任、刑事证明标准以及发展方向。     

民事证据之证明模式论

在新一轮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改善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成为了焦点，进行证据立法也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司法实务部门和民间的立法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也正在起草民事证据规则，部分民事诉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已着手草拟民事证据法，     

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

社会的综合转型制约着司法改革的道路选择、进程和成效。我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司法改革的途径推动着我国的司法在理念、功能、目标、政策等方面的转型。     

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重心的转换

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从整体上可以归纳为“中立性保障模式”，该模式主要特点是注重鉴定人的中立性保障，忽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审查。该模式对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都存在不足。我国应当进行制度重点建设的转换．即从中立性保障转换为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保障，主要应从强化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强化鉴定结论质证程序、建立科学性审查标准以及建立专家辅助人等几个方面着手。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科学性保障与鉴定人客观义务的关系、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的关系以及当事人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的关系等等。     

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是在传承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传统的基础上,在苏联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司法体制面临着进一步现代化改革的课题。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应当正确处理党委、纪委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理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关系;推进司法体制去地方化影响的改革;探索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法官、检察官分类管理;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法院体制改革

法院应当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条件。对照联合国关于法院为司法公正的应当具有独立性的通常标准,可以查找出我国法院在体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法院体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应当进行改革。     

论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及方向

目前的司法改革理论是以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为背景展开的 ,其所提出的方案不能解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公正问题。建立宪法审判制度 ,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 ,把人大的个案监督变成宪法诉讼 ,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     

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现状的评价与思索——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鉴定制度为视角

鉴定意见作为司法证明的一种手段或者形式，在发现事实、甄别证据真伪以及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等方面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功能，在法定“七种”证据种类之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随着科技的发达其作用日趋显著。由于“多头鉴定”、“重新鉴定”、“久鉴不决”、“虚假鉴定”等问题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在特定领域内成为制约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构建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司法鉴定制度及其科学合理的鉴定管理体制，对于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司法责任制改革研究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就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有关部门及最高人民法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于如何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实践中也有一些误区.本文对司法权的主体、审判责任的概念与设置原则、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与豁免条件、错案追究的主体和程序、审判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有裨益于当前推进的司法责任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