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罪名之法定、刑罚之法定、司法解释之法定和犯罪认定之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律平等地定罪、一律平等地量刑和一律平等地行刑。罪刑相适应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的形成机理:整合与对应

罪刑相适应是如何形成的,尚未有人探究.罪刑相适应的形成事关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故对之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罪刑相适应的形成探究始于犯罪和刑罚这对刑法基本范畴内在组成的考察,牵扯出犯罪和刑罚这对刑法基本范畴的内在组成的整合问题,最终引申出罪刑相适应的内在组成.在罪刑相适应的形成探究中,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目的等将有新的展示.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实证探微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即"证据"范围不应当无限制宽泛,而应当限于刑事证据,对伪造民事证据、行政证据的行为应非犯罪化;犯罪行为人帮助抛弃昏迷中的被害人在实质意义上具有帮助毁灭证据的性质;本罪的配刑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不均衡,应当设置与包庇罪相对应的刑罚档次。     

嫖宿幼女罪之立法缺陷与完善——以刑法明确性为视角

嫖宿幼女罪顶格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强奸罪顶格刑为死刑,是故,嫖宿幼女罪便有在立法上纵容犯罪之嫌疑,不利于幼女身心保护.从立法上应对嫖宿幼女罪进行完善:如将嫖宿幼女罪归类为侵害人身权利罪,明确其首要保护的是幼女的人身权益；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完善嫖宿幼女罪的刑罚等级与种类；明确量刑情节,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等.     

罪刑均衡证成中比例原则对法益保护原则之补充

“社会防卫论”的出现使“罪刑均衡论”受到极大的冲击，将此置于罗尔斯所述正义的两大原则下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关注的矛盾的存在范畴并不相同。在当代中国的综合主义刑法理论视角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运而生。表面上看，该原则使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得到充分协调；而事实上却忽略了罪刑均衡本身对于刑罚个别化的包容。罪责刑相适应的最终归宿依旧是罪刑相适应，割裂刑事责任的概念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在罪刑均衡的视阈下，法益保护原则为比例原则提供了目的正当性这一前提，后者则作为方法论为前者提供了有效的衡量路径。同时，成本收益分析法弥补了比例原则设计中对于成本的忽视，使其与法益保护原则协同完成的罪刑均衡证成之结论更为准确。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罪刑均衡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主体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设置了不同罪名,相关罪名之间的刑罚设置有着较大不同。然而,无论是从刑罚报应角度出发,还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思考,其刑法规定都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合并相关罪名,根据行为对象、方式等重新拟定罪量,适用现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法定刑,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路径,亦符合刑罚轻缓化的大趋势。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民族习惯法入刑之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其蕴含的宗旨就是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习惯法在相当的范围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味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理由排除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本质内涵的。罪刑法定原则排除“入罪”的功能固然重,但更为重的是“出罪”功能。民族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罪刑法定原则完全可以合理定位民族习惯法。     

企图心

<正>议员候选人之间正开展激烈的竞选活动。候选人某甲在他的竞选办事处打算盘:"我在第17投票所能得到4000票,在第19投票所有5000人答应选我,在第24投票所至少有1.1万人支持我……很好,我已经有足够当选的票数。"在另一个竞选办事处里,候选人某乙侦知上述情况,十分高兴。他断定某甲必定落选,因为他犯了竞选的大忌:候选人在开票之前决不计算自己的票数。人生好比一场竞选,每一个人都是候选人。     

论刑法解释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共同提倡

我国刑法学界就刑法解释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争论。事实上,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在使用时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面对具体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时,同时运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在定罪量刑时,首先进行形式解释,在符合形式解释结论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转变导致某些犯罪不值得科处刑罚需要出罪,或者导致出现某些新型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入罪时,再进一步作实质解释,从而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统一。     

借用人起诉房屋被侵占怎样处理

编辑同志:某甲有两间平房在其所在的农业连队,去年其回原籍山东常住,离开之前将该平房借给一同乡的儿子某乙居住。某乙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为此某乙所在的单位派某丙与某乙住在一起,照料某乙的生活起居。前不久,某甲的侄子某丁以某乙所住的房屋是其叔叔的,将某乙和某丙     

刑罚变革维度中的罪数判断及应用展开

罪数形态论不仅是犯罪成立理论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运用,同时需要将具体的法定刑后果包括在内进行评价。此外,我国刑法所秉持的重刑主义也导致了作为刑罚处罚前提的罪状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和集成性。但随着刑罚结构尤其是刑法分则具体罪刑关系的变化,我国的分则刑罚结构也从具有概括性和集合性的重刑主义向单一行为主义进行着转变,这一转变必将影响罪数形态的判断。当下,进行罪数形态判断时需要先对具体刑法规范的罪刑预设进行区分,根据不同的形态采取不同的进路。     

对刑法第356条性质的探讨──兼谈累犯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法》第 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制造、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对再犯毒品犯罪的犯罪分子从重打击的决心。但该条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理论界也说法各异。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就性质而言是特别累犯。 一 　　累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世界各国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从各国的刑法规定看,累犯的构成不外乎三种要素,即： (1)前罪所受刑罚的种类和后罪应受刑罚的种类; (2)前罪和后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3)前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现状实证研究——以374例一审判决为样本

当前,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涵摄过宽、对入罪核心要素“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把握不准、以及刑罚裁量与缓刑适用没有统一标准等问题。本罪应该以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不能将行为的危险程度与行为的危害后果混同。合理厘定本罪的入罪标准、量刑标准、缓刑适用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大有裨益。     

法官如此裁判 刑事审判要点解析·刑法总则卷

在刑事审判中,一般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给案件定性:达不到定罪标准的,不能认定有罪。以一起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为例。某甲案发前系某派出所一警区警长,某乙系一警区民警。案发当日8点半至次日8点半为一警区值班时间。     

关于犯罪中止理论的实践思考

关于犯罪中止,刑法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由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错综复杂,办案人员在认识上也各存己见,在具体运用上仍有一定距离。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当前要注意把握好运用中的几个问题。一、对中止的处罚问题对中止犯的处罚,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折衷的原则,在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下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中止犯是故意犯,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社会危害或已经在中止前造成了一定社会危害,已具备处罚的必要性。但中止犯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大降低,而且危害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应该给予鼓励,因此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中止犯     

以明确性原则检视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司法适用现状——以刑事判决和典型案例为研究基础

非法经营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个罪。判断非法经营罪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仅要从奉罪刑法定原则为圭皋的中国刑事立法本体出发,还应把作为法定犯的非法经营罪特质、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规定、审判实践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司法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批评有失偏颇,至少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排除具体审判实践的差异,非法经营罪规范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     

非法采矿的罪数理论及其适用

非法采矿现象的蔓延源于暴利,刑事打击不科学反而助长了非法采矿的势头。非法采矿的危害不仅仅是国有矿产权,还包括对矿业市场进入制度、公众健康与安全、生态环境权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危害。非法采矿属于系列犯罪,必须对非法采矿进行综合惩治,并依罪数理论评价和处断,才能及时、准确地惩治犯罪。非法采矿罪是基本罪,由此导致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牵连犯罪、想象竞合犯罪以及异质数罪等。对非法采矿的罪数处断,分别从一重罪处断后进行再处断,这就依靠罪与罪的平衡原理去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非法采矿犯罪具有许多其他领域不存在的犯罪特色。     

疯狂的“葛朗台”

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招生受賄案——四川泸州市大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石仁富受贿棠,已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石仁富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已在泸州对石仁富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