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维稳的回归——从“打错门”事件到深圳“5·26飙车案”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维稳问题应运而生。政府相关部门对＂打错门＂事件和深圳＂5.26飙车案＂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两种维稳观,即暴力维稳和理性维稳。权力与权利的角逐决定了维稳的走向,以权力训导权利表明维稳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导致的是短期的暂时的稳定;而以权利驯服权力才是理性维稳,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理想状态,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理性维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是理性维稳的关键,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是理性维稳的制度化保障。     

试论公安维稳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不可避免地也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公安机关应当树立正确的维稳观,找准角色定位,加强自身建设,改革警务方式,正确运用政策策略,掌握控制艺术,充分发挥维稳主力军的作用。     

论公安维稳及其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和重要职责。公安维稳的职责体现在社会稳定问题的发现、控制与处置三个方面。目前,公安维稳已形成人力、情报和技术三种基本路径。在大数据环境下,公安维稳领域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拓展,维稳方式由发现向预测转变,维稳功能由模糊向精确改进,实现了维稳领域、方式、功能等方面的不断优化与发展。但是,应该理性认识大数据在维稳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综合运用多种维稳手段,充分发挥大数据在维稳中的积极功效,促成维稳转向治本之道。     

治安管理创新视角下的治安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维护稳定工作阶段性特征明显并且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维稳主力军的公安机关迫切需要进行治安管理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维稳形势;公安院校更要在社会创新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加强学科建设,适应新形势变化,为公安一线提供智力支持。学科建设水平反映的是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是高校发展的核心。现实公安工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治安管理创新实践丰富了治安学科研究的内容。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维稳问题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基本单元,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分层加剧,基层矛盾凸显,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考验城市社区稳定。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与发展任务,社区稳定及其相关研究十分重要。当前城市社区稳定面临着民生问题、社区矛盾、流动人口管理、安全生产、社区应急管理等问题和挑战,这些社区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方式主要有:加强社区维稳研究,解决基层民生问题,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强化公共安全教育等。     

我国基层维稳的理性化运行：语境、问题及路径选择

对基层官员维稳问责力度的不断强化与民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基层维稳运行面临着运行成本高昂化、运行行为暴戾化及运行目标短期化困境。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化的有效路径,首先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建立小政府的维稳模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其次改变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最后将基层维稳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以此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地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探讨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当下,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地方重大事项,只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建立地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地方维稳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当前引发社会矛盾与集体上访的因素阐述了地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的范围。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维稳境遇

稳定是一种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变革需要对变革的限定情景予以审视。大数据时代中国维稳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传统安全和稳定问题升级为新型问题,给维稳工作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红利也可以成为维稳的重要资源,为维稳工作实现从灭火式维稳到防火式维稳、从压力型维稳到合作式维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维稳应当在维稳的大数据意识、配置以及运用方面进行跟进式变革。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作为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体现出新时期国家治理从高压管控向平等协商的转型趋势。多元社会和利益分化引发的分裂与对立对稳定局面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维稳实践中,需要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怪圈,以巩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协商民主新思维包容利益诉求和规范利益均衡。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悖论,构建一元主导、多中心互动治理的维稳长效机制,有利于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长期稳定。     

基层公安机关信访维稳与维权困境解决路径探讨

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发展和改革推进过程中,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心理的变化,社会涌现出各类合法非法信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访压力,给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公安工作带来了挑战。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考核机制的不科学和治理体制的不健全,公安派出所在信访维稳工作上出现难题,如工作机制不顺、工作强度增大、占用时间过多等。这些难题的存在,既阻碍了对违法问题的顺利解决,也影响了维稳工作的最终效果。只有完善相关法律,理顺工作机制,摆脱传统综合治理路径依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使公安派出机关在维稳和维权方面实现平衡。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2010年是中国的＂维稳＂之年,也是中国维稳面临挑战之年。从犯罪学的视角分析,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现有户籍制度,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扩大社会福利,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等是减少犯罪,推动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对科学社会稳定观的认识与思考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天职”的公安机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新的形势下, 传统维稳方式与现代法治的冲突使当前维稳工作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科学社会稳定观指导维稳实践迫在眉睫。     

浅论“洋葱效应”与系统论视角下的维稳工作

在系统论的视角下,运用"洋葱效应"理论分析研究维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洋葱效应"为启示,可以在维稳工作中及时发现和排除不稳定因素,整合多方维稳资源和各种有利条件,前瞻和预测维稳工作发展方向;以"洋葱效应"为提示,可以在维稳情报信息工作中严密情报信息的收集范围,增强情报信息的综合研判,推动情报信息的共建共享。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从“7·5”事件后的维稳看我区反恐防范工作机制的转型升级

＂7.5＂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实现了社会基本稳定。总结维稳工作,我区反恐防范工作在维稳主体上实现了由一元单挑向多元并立的转变;在维稳手段上实现了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在维稳基点上实现了由单位向社区的转变;在维稳机制上实现了由被动反应式向积极主动式的转变;在维稳目的上实现了从控制束缚层面向以人为本层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对建立和完善我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维稳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维稳任务艰巨繁重。维稳包含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维护法律秩序稳定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违反法律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涉稳行为才是维稳的对象。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本身、谣言和有关人员的渎职行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维稳应当立足于防范、挽损和安抚。维稳过程中应当既要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稳定,又要维护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对科学社会稳定观的认识与思考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天职”的公安机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维稳方式与现代法治的冲突使当前维稳工作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科学社会稳定观指导维稳实践迫在眉睫。     

基尼系数对中国政治稳定评测失效分析——兼论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的逻辑关系

基尼系数与政治稳定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稳定=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基尼系数×国家的维稳成本×政治文化传统×改革的边际效用。基尼系数对我国政治稳定的评测之所以会失效,是因为政治系统民意消化力的提升、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国家维稳成本的提高、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较高的改革边际效用部分地消解了基尼系数提高对我国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但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的实质是临界的动态稳定,伴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存在着负向变动的趋势。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和改革边际效用的自然下降且不可逆性,国家维稳成本的高昂代价,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提高政治系统的民意消化力来实现降低基尼系数、建立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     

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的关系

维权和维稳是有机的统一体,二者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造福民众,社会稳定也是无数个公民权益得到实现的结果。然而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越维越不稳＂的情况成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比较偏激的观念的支配下,抑制合理的利益诉求往往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错把民众的正当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最后激化了矛盾,损害了社会稳定。本文从维权与维稳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认为当前所应选择的态度,就是要以开放和理性的精神,既维权又维稳。     

法治时代的中国维稳变革探析

稳定是人类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受转型风险社会与治理超大规模性的双重限定,维稳在中国政治现实中长期具有合理性依据。在中国长期维稳实践过程中,维稳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技术产生扭曲,逐渐形成了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刚性稳定为目标的运动与管控型维稳形态,这种传统的中国式背离法治化的维稳形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维稳在中国的现实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主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政治顶层设计出台,标志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也在召唤一种新的能契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维稳治理方式的出场,这就是法治化的维稳,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能重新撑持其在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