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科学民主观的“四个统一”原则

民主所包摄和涉及的各种价值充满着较量和矛盾。科学民主观要平衡好诸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民主观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论与实践、公平与效率以及自由与平等有机统一这四条原则。     

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措施的冲突、执行者应有信念与实际利益的冲突、执行中主观伦理责任与客观制度性责任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关键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在重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归位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化,实行以德行政从而达到二者的有效调适与整合。     

中国公共冲突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过去等级单向制约的行政化结构逐渐转向平权相互制约的社会化结构。它一方面导致公共冲突由行政化的冲突形态为主转向社会化的冲突形态为主,另一方面也使原先行政主导的冲突管理体制的管理效能趋于弱化甚至产生负面效应。为了提高公共冲突管理效能,以行政主导的公共冲突管理体制必须逐渐向社会主导的公共冲突管理体制扩展。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本文探讨了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的几种表现 :政策理想与具体步骤间的冲突 ,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 ,“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尝试性地寻找解决途径。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当代中国发展观念重构的双重逻辑向度——基于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嬗变的哲学审视

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思潮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以工具理性为内在支撑的现代性发展思潮和以价值理性为内在支撑的反现代性发展思潮。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现代性发展思潮一直在西方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80年代以来,反现代性发展思潮则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话语。这种嬗变,不仅表征着社会发展思潮具体理论形态的更替,更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逻辑归位。它表明,弥合理性的断裂,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代发展观念重构的逻辑原点。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方式。然而,它们存在着创新性与保守性、发展性与稳定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此外,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使现代人和生活功利化、物本化。所以,有必要增进二者的融合,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技和伦理的互动与平衡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     

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问题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明念之一，但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突现，而集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弱化。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体现公共理性，寻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的实现,包括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作用;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选拔手段和工具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考问与鞭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必将推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这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形式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关于我国行政理性建设的思考

行政理性作为一种行政道德能力,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对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功能。要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现代化,就要把行政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从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行为层次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理性化。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构建二级职业学院育人为本服务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对职业教育本质认识上的偏差与信息反馈缺乏活力与机制,加之管理过于自上而下地行政化,致使源于教学育活动的管理偏离了教育活动的本来目标,导致管理行为理性的丧失。缺乏理性构筑起的管理行为必然产生错误的结果,没有培育管理理性激情汇聚燃烧的土壤就必然导致管理效能与活力的丧失。构建以育人为本服务为核心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对职业教育宗旨的最好诠释、更是理顺二级职业学院教育教学管理行为理性化的根本。     

乡村振兴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契合——基于农民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的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要统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突破单向度的发展。目前,乡村依然面临着传统性和现代性、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乡村发展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张力。因此,乡村振兴要着眼于农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注重工具理性,夯实农民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要回归价值理性,推动农民的全面发展,两者的统一要建立在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基础上。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论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平衡——从法治维度考量

从法治维度考量,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种种冲突现象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运行过程的外在表征.在新形势下,要平衡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力之间的冲突,应当采取如下对策:明确界定权利与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为权力与权利的运行设立科学、合理的程序;为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提供救济机制.